文/黄三畅
那是上世纪中期，我九岁时的事。
那天下午，听父亲跟另外几个人说，有戏班子在龙从桥唱大戏，他们要去看。我就说我也要去。父亲和母亲都不准我去，说有十里路，又是看晚上的戏，我走不动。我扭着身子，说一定要去。父亲拗我不过，只好答应带我去。母亲说：“去，可要自己走，别让爸爸背！”我答应了。
太阳落岭才动身。六七个大人和我一个小孩，一行人起先还不紧不慢地走，不久，那几个大人就走得快起来，我须小跑，才跟得上。走在我后面的父亲对我说：“我俩走慢一点不要紧。”我把步子放慢，不过仍力不从心地尽可能把脚步挪快点，但是无可奈何，那几个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前方的暮霭里。
夜幕降下来了。农历十月，本是有月亮的天幕上盖着灰白的云幕，月光只能艰难地渗透出来，大地是迷迷蒙蒙的。我们走的是石板路，路的左边是翻耕过的灌上水的“冬水田”，右边是长着荆棘与藤蔓的悬崖，崖下是幽黑的河水。父亲要我走慢一点，不要怕跌倒。我担忧的倒是走在父亲的前头不安全，鬼晓得前面有什么
东西在等着我！它出其不意地扑上来怎么办？走着走着，前面“泵”地一声响，好像有什么东西跳到水里去了。立即有一种麻栗栗的感觉从脚底冒出，透过脊梁直达头顶。我凝住了脚步，要父亲走前头。父亲说：“怕什么！不怕的！”不过还是和我换了位。短暂的安全感过了之后，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向我袭来。总觉得后面有脚步声，总觉得后面有什么东西要扑上来抓我。有可能什么东西从后面扑上来抓着我了，父亲还不知道呢！我这样想着，就脊梁发麻，头皮发冷，尽可能挨着父亲走，时不时踩着父亲的鞋后跟。父亲又说：“怕什么！不怕的！”
夜幕更沉了，前面传来嘎嘎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觉得很瘆人。父亲似乎知道我会害怕，告诉我说：“那是筒车转动发出的声音，不怕的。”哦，筒车！我以前听伙伴们说过，筒车会把人转进去吃掉的，于是觉得那嘎嘎的声音更加瘆人。待再走几步，看到岸边那不断转动的庞然大物时，我被巨大的惊恐笼罩，颤抖地抓住父亲的后衣摆，要父亲背我。父亲还是那句话：“怕什么！不怕！”并没有背我。
再走不远，就隐隐听见锣鼓声了。那声音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我也不管路上有没有可怕的东西，走到父亲前头，加快了步伐。
大戏是在一座祠堂里唱。我们走进祠堂的时候戏已开始，戏台前头的天井中已基本坐满或站满了人，天井前头人很密，我们挤不进，只能在稍后头的人丛中“加楔子”。我站在地上，平视看到的是人的腿，仰起头，看到的是人的脑袋，再仰，看到的是灰色的天空。我正想对父亲说看不到戏，父亲已俯下身子把我抱起来。我的头和父亲的头一样高，当然就看得到“戏”了。
我们这一带所说的大戏就是祁剧。只见那台上有两个人，一个有胡子，一个没有。我问父亲唱什么题目，父亲说：“你看戏台柱子上挂的牌子吧。”我转移视线找到那块牌子，只见上面写着“杨滚教枪”。当时我是三年级学生，不知道宋朝杨家将里的杨滚，但知道隋朝的杨广，于是把杨滚当作杨广。我还知道有个游俊达也是隋朝的，前不久我看过一本讲瓦岗寨的连环画，我觉得戏台上那个没长胡子的像游俊达，就对父亲说：“那个没有胡子、穿花衣服的是游俊达吗？”父亲说不是。这时旁边一个大人夸奖我：“不错呀，小小年纪就知道游俊达！”我有点难为情，把头偏向一边。父亲也改换了抱我的姿势，让我在他身上更舒适点。
我看不懂戏剧情节，只见戏台上那个年老的拿着一枝红缨枪比划一阵，年轻的也拿一枝红缨枪比划一阵。接着两个人就打起来，突然，年轻的把红缨枪向年老的挑去，挑在年老的额头上。年老的不但没有生气，还高兴地说：“挑得好，挑得好。”我觉得有趣，也轻轻地学着“挑得好，挑得好”，这时父亲把我的身子往上托了托，让我的视线越过突然插在我们前头的一顶又大又高的帽子。
“杨滚教枪”终没能吸引我，看着看着，我就在父亲的身上睡着了。父亲把我摇醒，说：“别打瞌睡，看戏吧！”我强睁着眼睛看了一会，眼帘又耷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醒来了，当然仍然趴在父亲背上。但耳畔没有锣鼓的声音，眼前也没有灯光，我对父亲说：“这是在哪里？”父亲说：“回家去了，我们在路上。”又把我抖了抖，让我趴在他背上舒服些。我无意地把箍在父亲胸前的手移到脖子上，只觉得湿津津的，就说：“爸爸，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又说，“我下来走吧！”父亲说：“算了，夜深了。”我又说：“他们呢？”“前面去了。可能到家了！”
我又问后来还演了什么戏，父亲说还演了《长坂坡》，又说总是喊我不醒。我有点遗憾，但不久又昏昏入睡了。
醒来的时候，朝四周一看，我是睡在床上。这时只听见母亲说：“快起来，去看牛了！”原来已是第二天早晨。
我起床后，母亲给了我一个红薯，说是头天烤好的，让我看戏回来吃，哪知父亲背我回家后喊我不醒；母亲要父亲吃，父亲说还是留着给我吃，就只好埋在细火子灰里。我捧着红薯，捏一捏，像熟透的柿子一样软和。吃着红薯，我想起头天晚上的事。
汪曾祺说：“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作郇厨。”
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早晨那个红薯的味道最好。后来每每感慨，味道最好的原因是里面渗透着别样的东西。
【作者简介】黄三畅，湖南省作协会员，《都梁风》文学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在《青年文学》《芙蓉》《清明》《湖南文学》《青年作家》《萌芽》《章回小说》等发表小说、散文、杂文20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多部。曾获羊城晚报花地创作奖、崀山全国散文大赛二等奖，小说《圣手》被选入羊城晚报50周年花地作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