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杨琳

我出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三角塘。我们村的塘是三角形，从而成为地名的由来。我生在抓计划生育时期，超生要罚好几百块。家里太穷，几百块对我们而言乃天文数字，实在拿不出，人家便牵走我们用来那头过年的肥猪，我才有幸保住性命。

记得大娘家屋背后有股自然清流山泉水，旁边有块地，大娘种些菜，记忆中那片菜园常年四季被她打理得井然有序，绿油油的，最喜欢吃用白砂糖拌的青柿子。儿时和几个小伙伴，拿石子切成渠小池捉鱼，一排排玩过家家，嬉笑，打闹，踩高跷，荡秋千。

与我家同排有个盲人，无儿无女，憨厚实在，他人很好，大家都亲切地喊他瞎满满（方言叔叔）；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感觉吃嘛嘛香，时不时有外乡人挑着扁担，箩筐里白布遮里面堆满芳香诱人的麦芽糖。兑糖人用两片铁板“铛，铛铛铛”地敲着，衬托着荒郊野村，瞎满满听到清脆的声音，他拿家里的废品兑换糖给我们解馋，那是我们吃过最甜的糖。

瞎满满看不见，可他听力好。七岁的时候，我离开三角塘去了云南。2003年从云南回家，村里好多人已经不认识我，让我有一种“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莫名伤感。瞎满听到我说话却立即喊出我的小名。

“哎呀！细妹几，你在云南挖煤炭么？晒得乌哩八黑。”大娘老远就站在门口迎接，见到我，一边唠叨，一边急忙把我的包接过。她已不再像当年那样身体硬朗，背也驼了，脸上布满皱纹，饱经风霜岁月的痕迹，老得让人心疼。我忘了路途疲惫，不忍再看她。

父亲家兄弟三个，那时大伯和二伯都还健在，2003年父亲已病逝。未能见到他最后一眼。那年二姐正读大学，本想拿着她的身份证南下深圳打工，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学校。

辍学应该不是最残酷的，没想到家里仅仅因为一千块钱的见面礼将我介绍给我们隔壁邻村的那个人，他比我二姐年纪还大，他来到我们村，拿着那个装钱的信封递给老妈，反正我自始至终没有见过那里面的东西，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宿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年少无知的我是那么的懵懂，心想既然逃不过庸俗愚蠢的包办，便认下这门亲。

我一路沉默不语，跟着他去到他家。他爸妈挺欢喜我，他妈妈开心地拿糖饼干给我吃，让我感觉她对我比自己的母亲还好。也许是刚失去父亲，太想有个爸，弥补心灵缺失的父爱。如果这样的画面能持续一辈子，哪怕没有感情，有爸妈疼，也好，只要我听话，孝顺，他就会对我好。我在他家放过牛，扯草，喂猪，给爸妈倒洗脚水，家务活全一手包揽。然而无论我做得多好，他还是嫌弃我。

他先去到东莞，后来我去找他，他像变了个样，绝情，冷漠，头也不回地把我扔在大街上。那天夜晚下着倾盆大雨，淋透我的衣服，淋透我的心。那个陌生的城市，只有我一个人不知何去何从，滂沱的暴雨，灰色的天空，无止境的心痛，我整整走了一夜，夜漫长，路漫长，长得没有尽头，我迷茫，我彷徨。

第二天随便进了一家工厂，只要别人收留我这个流浪的人，工资低点无所谓，至少有个落脚安身地。厂里计件，我做得多，一来为多挣钱寄给家里，二来为忘记他。那时没有手机，我给他写了十多封信，每封信都有去无回，石沉大海。之所以写信，主要是怕妈妈担心，无关乎喜欢，当然也希望他能回心转意。这一等就是四年，花季就为等一个人归来，让忙碌忘记那段还没开始就夭折感情，苦涩酸楚的“初恋”。平时除了看书就是投稿，写日记，让原本枯燥乏味的打工生涯增添色彩。

在那家工厂打了四年工，二姐大学毕业。我从广东回到云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发奋读书，读书苦，再苦也不会有苦日子苦。2015年，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事业渐渐有了起色，我开始做公益，捐助贫困山区，特别是那些女孩。我希望她们别过早踏入另一个人生，好好读书，才是改变命运唯一选择。

其实我很感激他的离开，一次转身改变我的命运，让我摆脱那个噩梦的枷锁，尽管这十八年来我都不能从那段阴影中走出来，但还是感谢他让我重获新生。是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有一种伤，你越去碰它越难以痊愈，回不去的过去，忘不了的曾经。

二伯前年离世。现在我也很少回隆回，老屋常年没人住，变成空心房，前年被拆除，彻底拔起思念的根。故乡再也回不到从前，那时我们穷，却很快乐，人生亦是如此脆弱，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儿时无忧无虑的童年，所有的记忆在顷刻间化为虚无。

历尽沧桑，方知平淡最真；看尽繁华，才知简单最美；人生无常，阅尽霜华，心安便是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