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笑扬

黑格尔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源都来自“绝对理念”，“事物及其发展过程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实现了的反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人天然就是自然之物，人在自然界之中，本身就是环境的产物，并且是与这个环境一起发展的。

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它们是人类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类精神的无机界，是人们为了享受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加工的精神食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因此，首先要确认的事实是这些个体的物理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与其他自然的个人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研究人的生理特征，也不能研究人们生活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地水文地质条件、气候条件等。任何历史记录都应该从这些自然基础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出发。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存在物在自身之外必然有自己的自然界，它如果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会参加自然界的生活。

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因而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自然的利用范围越广，对社会的影响就越大。动物的感性活动是纯粹天然的、无目的的本能活动，而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动物的生产是简单的生产，是在肉体需要的控制下直接的生产，人的生产却不一样，人可以了解自然美，并根据自然美的规律进行创作创造。按照马克思原话表述便是：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指出，人们生活、劳动和繁衍后代的自然和历史环境的“客观条件”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类共同活动的前提。自然通过自身物质、气候和其他特征的作用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同时也被人类的物质生产决定着。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改变包括自身的改变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将其称为革命的实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必须防范经济快速增长与上层建筑结构的不兼容性和巨大裂变，将发展政策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促进人类活动与生态良性运行，实现生命主体的人文关怀。

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生态学”一词，因此不可能详细讨论生态学。但是恩格斯从自然概念出发，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把人、自然和社会理解为一个统一体，揭示了人、自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并探讨了生态危机的根本问题，这充分说明恩格斯的自然观富含生态意蕴。

1829年至1879年间，伦敦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大约5倍，达到每年1000万吨以上。工业革命使大规模开采煤炭成为必选项，而煤炭燃烧释放的大量烟尘、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给伦敦、曼彻斯特等主要城市造成严重空气污染。伦敦到处都是浓烟，“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形容所有的大城市”。比如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都是一些工业城市，空气中四处弥漫着煤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泰晤士河、艾尔克河、梅德洛克河被污染状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他描述道，艾尔克河变成了“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积在右边的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暗绿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经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来，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

由于空气污染严重，大城市居民“患慢性病越来越多”。19世纪末，呼吸道疾病，特别是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和哮喘，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从1873年起不到十年间，伦敦发生了一系列由燃煤引起的毒雾事件，造成1800人死亡。恶劣的工作环境损害了人的一切感官，导致各种疾病频繁发生，缩短了工人寿命。例如，玻璃制品生产中的高温等恶劣环境“使儿童普遍虚弱多病，身体不好，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风湿性肺结核”“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五岁”。日益恶化的生存居住环境，已成为瘟病的发源地和罪恶、肮脏、传染病的巢穴。

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和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在《雾都孤儿》中，他生动真实地描述了伦敦恶劣的生态环境，特别是严重的空气污染。例如常年笼罩伦敦的有害有毒的雾气、肮脏的街道和带有恶臭气味的河流。狄更斯的小说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伦敦生态环境的大肆破坏，揭示了隐藏在严重生态问题背后的社会问题，即强调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

马克思深切体会无产阶级在经济、身心健康、环境上的不公正遭遇，他批判英国地下室住所破烂不堪，充满瘟疫病菌，缺少新鲜空气，更缺少壮丽的大自然的美景，有的只是压榨、卖淫、谋杀及绞架。

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马克思在为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包括生态权益等一系列权益的理论斗争中，把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紧密结合起来考察。他强烈抨击普鲁士政府的反动统治，谴责地主吞并农民的土地，力主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当时正是普鲁士反动政府执政，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地主阶级掠夺森林、草原和以前农民公用的土地。农民为了维持生计，被逼得到处砍伐树木维持生计，引发了生态退化。在普鲁士1836年的20万起刑事案件中，15万起案件与私伐林木、盗捕鱼鸟相关。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马克思不得不反思现实，从哲学理论走向革命批判的实践。他把生态问题、民生问题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揭露了普鲁士封建专制国家的反动性——反人民性和反生态性。

此时，在这样的环境中，马克思除了关注土地生态问题，还关注毁林造成的包括木材短缺、动物物种问题。马克思已经清楚认识到，这必然导致人类文明的生存危机。马克思《自然科学笔记》记载，他对理解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非常感兴趣——新陈代谢断裂是物质世界由于资本高效增殖而被不断进行形态改造的结果。新陈代谢断裂的结果是充满灾难性的，它们不断破坏“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直至危机一次次大爆发。

在重心转向《资本论》的写作之后，马克思也在关注李比希、马尔萨斯、达尔文、肖莱马、安德森、约翰斯顿、塔克特、弗腊斯、基尔霍夫和拉韦涅等人的著作，这使得其《资本论》富含生态思想，其中不仅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而且揭示了资本的增殖与积累跟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曾经一度因所谓生态“普罗米修斯主义”，马克思遭到猛烈批判，让人生疑的是泰德·本顿、米夏埃尔·洛维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竟然支持这种批判。这种批判真的站得住脚吗？我们可以在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多篇经典文献中找寻到他的自然生态观，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资本论》《自然辩证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伟大著作中，找寻到马克思的许多丰富的生态思想宝藏，它们隐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各学科的作品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停留在简单描绘，他深入制度层面挖掘人类异化和自然物化的主要原因，抓住资本逻辑（这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主导逻辑）运行规律，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三种拜物教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