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昌忠
杜甫诗《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写出了和李白之间的友谊。他们两人，一个站在渭北高原，独对春天杂花生树，一个站在江东，眺望日暮薄云，彼此思念对方，期待着有朝一日一起共饮抒怀，慢慢品诗论文。这是诗人之间的心灵相通、惺惺相惜，借讨论诗文表达彼此的思念之情，更深层次还透露出些许人生际遇的漂泊不定与无奈。
庚子年的深秋，我有幸与友人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驱车从土地丰腴的渭河平原，来到土壤贫瘠的渭北高原，此行只为寻访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陕西韩城。韩城古称龙门，龙门这个地方，出了两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著名人物。一位是龙门夏阳的司马迁，另一位是龙门河津的王勃。只不过，现在的行政区划，把这两个地方划归了两个省，一个是陕西省的韩城市，一个是山西省的河津市，一条黄河把它们隔成两边，两市在黄河两边隔岸相望。而韩城的著名景点司马迁祠，就座落在黄河岸边的梁山上，依山傍水，开势雄伟，这里还是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
我站在韩城黄河岸边的司马迁祠，眺望两岸的风光，想着是两位命途多舛的文人，以及他们相隔七百年的风云对话。
王勃是初唐四杰之首，少年成名，他最出名的文章便是《滕王阁序》。王勃十四岁那年，到南方交趾去探望担任县令的父亲，途经江西南昌，适逢重阳佳节，都督阎公在号称江南三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里大宴宾朋，王勃也在受邀之列。酒宴中，都督请大家吟诗作文以记风物之盛，在座贵宾皆知都督想借此机会推介其女婿的才华，纷纷谦让推迟。唯独少不更事的王勃，年轻气盛，不懂谦让。在众嘉宾面前欣然提笔，洋洋洒洒，写作《滕王阁序》。阎公和众宾客边看边读，起初不以为然。待写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举座皆惊，大为称赞，这文笔震慑了全场。
在这篇序文里，王勃除了盛赞南昌的风物之盛，更多的是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慨。在古代，有才华的人除了入仕，通常会被达官贵人招至门下，成为门客谋士。少年成名的王勃也胸怀鸿鹄之志，奈何年少轻狂，写了篇《檄英王鸡》，得罪了唐高宗，被逐出长安城，开始了流浪的生涯，无奈去投奔做县令的父亲。所以在序文中，流露着“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感慨，以及“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凉。但中国的文人，虽然屡遭挫折，处处碰壁，真正沉沦而一蹶不振的没有几个。王勃依然“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还在期待着“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希望遇见慧眼识珠、明主识人的贵人，期待着有朝一日一展抱负、兼济天下。但也许真的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令人扼腕的是，王勃自交趾省亲返回时，渡海溺水，惊吓而死，一代文才英年早逝，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哀叹。
我们再来反观司马迁，早于王勃700年的太史公，他的人生际遇和王勃有太多相似。他们都是少年早慧，他们都曾满怀理想，他们也都因言获罪。但不同的是，司马迁受的苦比王勃还要多得多。
父亲司马谈是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极受朝野尊重。他在弥留之际，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太史，有着显赫的功名。你继承我的太史职位，就是继承祖先的事业，你要继续完成我编史的事业，不要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司马迁含泪回答道：“我一定会牢记嘱托，继承父亲大人的遗志，完成好编写历史的计划，光耀家风，不辱使命。”
于是，司马迁开始广泛涉猎、收集各类史料，并广交天下贤能之士，尤其受董仲舒、孔安国的影响最大。董仲舒的公羊学说，以及孔安国作为孔子后人的考信历史的方法，直接影响着司马迁的治史态度。在前人经验的借鉴下，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司马迁继《春秋》作《史记》，让《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但是，为了能写作《史记》，司马迁遭受的艰难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太弱势，一个小小的政治旋涡，就有可能让其死无葬身之地。余秋雨先生说过：“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的沧桑感引发出人生的沧桑感。”这句话，用在品读司马迁身上，最为贴切不过。
踌躇满志的司马迁，正准备放开手脚，潜心写史。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横祸从天而降。
公元99年，汉武帝让李陵为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武器装备，李陵谢绝，自请带五千兵马抗击匈奴，哪知行军途中路遇伏击，终因寡不敌众而降敌。消息传到京城，武帝震怒，群臣讨伐。唯有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说话，说他五千兵马却杀敌一万多人，功可抵过。且他一向有报国之心，此次降敌必为假降，真实意图应是伺机反击再来报效汉朝。司马迁的辩解苍白无力，无人理会。更倒霉的是，派去迎李陵回归的公孙敖无功而返，还诬告李陵为匈奴练兵。汉武帝龙颜大怒，直接诛杀了李陵全族。司马迁也难逃厄运，因诬罔的罪名，按律当斩。可是，遭受大刑一死了之，虽然名节可保，但著史的大业如何完成呢？怎么对得起父亲的临终嘱托呢？面对如此困境，司马迁左右三思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以宫刑代替死刑”。
遭受宫刑，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奇耻大辱，但司马迁别无二选。在他写给朋友任安的信中，即《报任安书》中，透露了心境。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极刑矣……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周文王、屈原、孙子、吕不韦、韩非子，这些流芳百世的名人，不正是经受住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才取得伟大的成就吗？我司马迁一定要效仿他们，只要能写作《史记》，再耻辱的腐刑，我都扛得住。
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肉体可以被催残，但精神永不灭。只要一个人的心灵够强大，任何的关山都可逾越。心胜则胜，心衰则败。这就是司马迁的强大信念，只要信念在，任何的酷刑和困难都得让路。司马迁不仅给后世留下了伟大著作《史记》，他的伟大人格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顶礼膜拜。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是丰厚文字史料，还有他高尚的人格魅力。
人文难守,唯有祭拜。如酒酹地,如泪留痕。
这是余秋雨先生教给我们凭吊史迹的态度。在深秋瑟瑟的晚风中，夕阳残照。我站在高高梁山上的司马迁祠堂，望着天上残照的斜阳，远眺着千年流淌的黄河，感慨万千。斯人虽早已远去，但有滔滔的黄河水声千年陪伴，他并不孤独。更有古住今来无数的访客前来凭吊拜谒，他更不孤独。
1958年，郭沫若先生来韩城参观司马迁祠，特意题词：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比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这是对司马迁非常公允的评价，相比他直追孔子的伟大功业，给予再多的赞美都是不为过的。
伟哉，太史公，精神与日月争辉。壮哉，太史公，文字同天地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