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志平
作者简介
唐志平，男，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邵东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家协会主席。有作品发表于《诗刊》《词刊》《湖南文学》《湘江文艺》《诗潮》《草原》《辽河》《阳光》等刊物。出版有文学专著《乡风四味》。
日前，一篇《湖南某作家为追求文学梦辞去公职，如今每月稿费收入不足1000元，濒临妻离子散》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对此，有人唏嘘不已，有人扼腕叹息，有人半信半疑，而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不置可否。因为，这毕竟只是个例。一个人的成败也许与个人能力有关，也许在于运气和机遇，应该不是因为追求文学梦而直接导致的失败。生活中成功人士往往只占少数。芸芸众生，大多数走向社会后从事的工作几乎与文学不沾边，难道他们都是高收入群体吗？那些从不读书、从不写作的人经济拮据，或者即便生活宽裕也夫妻离异又能怪谁呢？因此，在我看来，这个案列不足以形成“文学梦”害了这位作家的结论。
黄金时代：“天才诗人”应运而生
谈到“文学梦”这个话题，不禁令我想起了身边一位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这位诗人叫孙传胜，相信邵东乃至邵阳、湖南的不少文学爱好者对他的名字都不会陌生。
“孙传胜，男，1969年3月10日（农历）出生，1987年毕业于邵阳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创办希望文学社。从事过教育工作，曾受聘于多个政府机关任职文秘，2008年至2009年在长沙某文化公司担纲重要文案写作。诗作《深山挑夫》《燕子》入选湖南教育出版社《变声期》（宁宇选编）等，2002年诗歌作品《遍地黄金》获《诗刊》金诚杯大奖赛优秀作品奖。自1989年开始，以诗歌的激情与热血，以诗歌的灵魂与良知，在全国大中院校演讲传播诗歌文化，是颇具影响力的诗歌演说家，以诗歌绿化心灵为使命，影响了冰洁、詹苾、罗新宇、王家有、范朝阳、禹爱民、向明等一大批青年才俊的成长。”这段话引自孙传胜自撰的“作者简介”，难免有些避实就虚、夸大其词。是否真正“影响了”其所列举的这一大批青年才俊，也只是一面之词，未能一一求证。不过，曾在北京工作、现任澳门传媒集团执行总裁、同时担任《澳门晚报》等9个报纸的执行总编辑的冰洁，曾在网上发表过一篇《爱诗无悔的孙传胜》的述评，文中写道：“16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刚升入高中的我与诗人孙传胜相识。那时，交通还没有现在这样方便快捷，他每天背着一个装满自己诗作的包，在颠簸与奔忙中追求着他的文学梦，现在想起来仍然令人非常感动。记得那时，他到我班上朗读他发表在广西《金色年华》杂志上的一首诗《母亲》，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便经常通过书信和他交流写作，即使有时能够短聚，他的言谈中皆颇有为人师表的风范。因为他的的影响和热忱鼓励，我也悄然地选择走文学之路。”
由此可见，孙传胜的青少年时期在文学界的影响力之大，其创作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难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有文艺评论家称其为“天才诗人”。是不是“天才”，我们不妨读读他少年时期所写的两首诗：
一是他13岁发表的第一首诗《风琴》：“白键是白天/黑键是黑夜/音乐老师穿梭般的手指下/竟有如此丰富的岁月”，这首诗让他脱颖而出，成为文学骄子。
另一首是他16岁写的《相思黄花地》：“像孩提时那样/我每一次都惊诧于美丽的黄花/却生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没有清泉的灌溉/作床被的只是一些土坷垃/那长不出稻谷的地方/却被太阳点燃了/一个一个焦灼地期待的火把”，这首诗被广大中学生竞相传阅。其学生时代的另两首作品《燕子》和《深山挑夫》，也因此入选当时全国很有影响的中学生诗歌作品选《变声期》（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刘心武的“伤痕文学”拉开序幕的文学狂热时期，这样一位极具天赋的“天才诗人”的出现，必然引起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的关注。作为“文学青年”的我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我读到孙传胜的第一首诗，是他1987年发表在由邵阳市文联主办的全国公开发行的《新花》杂志上的一首《粉笔》，当时在野鸡坪锦河小学任教的我，开始还以为他是位年纪较大的老师，便按诗后面的地址“邵东县灵山寺乡历太学校”给他去了一封信“讨教”，信的抬头写的是“尊敬的孙老师”。不久即收到回信，信中说暑假的某一天，隆回的著名“少年诗人”马萧萧将来“拜访”他，邀请我和邵东九龙岭的郑玛丽、槎江的贺文胜等去他学校“胜利会师”。
我和当时已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郑玛丽（也是位男性公民，时任九龙中学语文教师，本名郑庆华）如期而至。乍一见面，才知道我所敬重的孙老师原来还是位嘴上未长毛的“毛头小伙子”。当天，他买了很多菜，但自己几乎不会做，便叫同校的王凯老师和其儿子（孙传胜所教班级的初中学生）王帮兴帮忙下厨，做了满满一大桌菜。结果那天“少年诗人”马萧萧未能践约，我们几位文友和该校的几位老师凑了一大桌，边吃边喝边聊，兴致甚高。当晚，似醉未醉的我和玛丽就睡在孙传胜的床上。大抵是单身的孙传胜对床上卫生不甚关注的原因，这次回来后，我和玛丽都感到身上奇痒难忍，后来经医生诊查，我们都患上了“疥疮”。因此，我和孙传胜的初次“会师”，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狂热时代：“追梦诗人”迷失方向
1988年，我便被借调到父亲所在的位于仙槎桥镇青山村的邵东二职中，担任校办工厂邵东县防水建材厂经营厂长。大约是1989年下学期的一天上午，孙传胜夹着一叠厚厚的报纸来找我，说是他将自己近年创作、发表的作品结集为《萱草集》，请时任邵东县教委主任曾益谦题写刊头，印成一张4开小报，首次印刷5000份，每份印刷费一毛二分钱。他要求我为他在职高学生中推销，接着便提出先请我去仙槎桥街上吃中饭。我坚持喊他到我父母家吃了顿便饭，然后跟班主任打了招呼，陪他到各个班级去签名售卖《萱草集》。孙传胜颇具演讲天赋，谈起文学，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还能在短短两三分钟内根据每个学生的名字写出文采飞扬的诗句来，很快即在各班掀起了一股文学热潮。每份售价1元，带来的400多份《萱草集》，短短个把小时，便全部售罄。拿着一大把现金，孙传胜得意地炫耀着：“老兄，刚来时我身无分文，现在像变魔术般发财了！”我揶揄他：“你原先不是要喊我去街上吃饭么？没钱怎么吃？”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没钱？我打冲拳（意即赖账）！”其放荡不羁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随后不久，孙传胜将自己早期发表的作品结集成薄薄的一册《相思黄花地》出版，然后自己贴上“流浪诗人孙传胜”的标签，在邵东县内各高、职中签名售书。销售形势一片大好，尝到甜头后的孙传胜将《相思黄花地》多次加印，通过各地文友广泛联系，先后到邵阳、娄底、怀化、长沙、桂林等各地的高职中、大学校园签名售书，一时间刮起了一股“孙传胜诗歌旋风”。有校报报道称：“（孙传胜）结合自己早期创作的几首诗歌，如数家珍地讲述现代诗人和诗歌背后的故事，激动时，还绘声绘色地朗诵一番。孙传胜最后说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诗歌的处境很尴尬，诗人的处境也很尴尬，但是诗歌的有用性在于它的彻底的无用性……讲座内容丰富，贴近校园生活，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据孙传胜自己介绍，那几年他乘胜追击，又相继结集出版了《忧郁的田园》《梦开始的时节》《遍地黄金》等三本集子，也给他带来不菲的收入。
仿佛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就在孙传胜的诗歌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传闻他因经常不请假外出、不备课教学、甚至常常旷工缺课而受到教委警告，接着传来他在宋家塘某饭店“胡搞”当场被抓、因交不出3000元罚款而被拘留7日。然后就传来孙传胜因参与黑社会组织“收烂账”而被抓的消息，听说他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并因此丢了“铁饭碗”。总之，中间好几年，我们的确少有交往，且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1995年，我和妻子在邵东人民医院斜对面开了家“唐老鸭饭店”。某日，突然见孙传胜带了一帮人到隔壁饭店吃了顿“饕餮大餐”，随后听说“打了冲拳”，理由是隔壁饭店的老板娘“欺负了”他朋友唐志平的老婆。几天前，我妻子确实和隔壁饭店老板娘发生过争执。但我没见到孙传胜更没跟他说过，不知他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并以此为由吃了顿“霸王餐”。幸亏隔壁饭店“息事宁人”，没来找我麻烦。
没过多久，孙传胜找到我，说广东惠州淡水大搞开发，邵阳日报社张卫民等人在此办了张《大亚湾开发报》，他要去那里“淘金”，当广告记者。我打心底里默默祝福他“心想事成”。
当年冬天，一个寒风呼呼的夜晚，我与文友贺文胜、程顺华披着风衣，从新开发的红岭路录像厅看完录像出来，偶遇只身一人在街头行走的孙传胜。他像往常一样十分热情地跟我们一一握手，然后毫不犹豫地请我们到衡宝路原县建筑公司地段的夜宵摊吃宵夜。我们点了几道菜，要了几瓶啤酒。席间，我问孙传胜：“你不是去淡水《大亚湾开发报》发财了么？咋又回邵东了？”他回答那边开始待遇不错，但后来因广告任务太重，他不愿再干下去（后据知情人透露，他是挪用一大笔广告费不归还报社而不辞而别的）当晚吃完一算账，120余元钱。孙传胜摸了摸口袋，对我说：“老兄，不好意思，我忘了带钱，你代我买一下单吧。”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招，不如来个顺水推舟：“好的，这回就算我请客。”
1999年夏秋之际，时任邵东县文联主席佘锦华、在邵东经商的安徽诗人朱记书、两市镇一中语文教师禹爱民、建筑包工头贺绍凡和我5人，一共集资12000元，出版了一本主要收录邵东籍诗人作品的《风华正茂》诗歌纪念册，请时任县委副书记谭玉振题写书名，印数10000册。那一段时间，我们每晚请县城管执法局的文友曾晓风屈驾他的“丰田”走私车，到县内各学校去签名售书。贺绍凡老板没空，委托其代言人孙传胜去现场演讲。每天晚餐时，孙传胜都带着一位貌似初中生的精瘦的小妹子来吃饭，并称是其“女朋友”。
迷惘时代：“流浪诗人”黯然谢幕
果然不假，孙传胜在桂林签名售书时带回来的这位未满16岁的广西妹子，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一位男孩。按理说，已经成家并育有一子的孙传胜，应该收住他那颗狂放不羁的心，但他依然在外四处漂泊流浪。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求援”电话，说让我妻子帮他带养才3岁大的儿子。我问：“你老婆哪去了？帮你带几天？”他说自己没钱养活老婆，老婆跟做生意的朋友私奔了。我说：“你去告她重婚啊！”他说：“她还未满20岁，我与她一直未领结婚证。求你老婆帮我把儿子带到6、7岁，能读书时我把他接回来。”我自己家里有两个孩子，加上我的姨外甥女，一共三个小孩要照顾，我老婆哪来那么大的精力？我当即予以回绝。后来听说，其儿子一直由其伯父的女儿女婿带在身边，直到年满18岁，还没帮他办理户口。孙传胜甚至怀疑不是自己亲生的，去做了DNA亲子鉴定，结果确系他的亲生血脉，但还是一拖再拖，直到他去世后，在其两位师范同学——现任邵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贺铁民和市政府办主任李和平的督促下，才由两市塘街道办落实办好户口登记和身份证。
2008年暑假，孙传胜从长沙回到邵东，身边带着一位穿着时尚、身材高挑、大约在1米70左右的年轻妹子。他向我们介绍，这是他新交的刚从湖南师大毕业的“女朋友”。当年他们一直住在邵东昭阳大道靠近大田车站的一家贵宾楼。每天跟在孙传胜身边的这位年轻妹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直到为他生下了一位白白胖胖的女婴。
后来，孙传胜请了我和禹爱民等一帮好友在港龙大厦办了好几桌，祝贺他们“夫妻”结婚和女儿满月，并称这是告别宴，他将于当天下午启程去长沙某文化公司担纲文案写作，并信誓旦旦地声称：这次一定要混出点“名堂”来才“衣锦还乡”，俨然一副“学不成名誓不还”的架势。
然而，好景不长。几个月以后，孙传胜孑然一身回到邵东，到我们办公室来“报到”。我不无惊讶地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老婆孩子呢？”“分手了，”他平淡地说，“孩子肯定归她，我怎么能养得活？”又一段事实婚姻，就这么轻描淡写地结束了。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新兴媒体层出不穷，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早已烟消云散，诗歌与诗人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诗人”两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贬义的色彩。诚然，在这种大环境下，一般文人尤其是诗人靠签名售书谋生的希望已相当渺茫。孙传胜无疑只得另谋生路。诚如他在个人简介中所说，他先后受聘于县交警大队、县消防大队等单位从事过文秘工作，但均因缺乏“坐功”和耐心、恒心，只得“半途而废”。别无所长的孙传胜，在最近的10多年里，他一靠“卖文”谋生——代别人有偿撰写材料、写诗作文；二靠间接“乞讨”度日——“明借暗讨”或“乞求打赏”。仅从我手里“借”去的钱就有好几千，“尊口”一开，几百、几十都要，多少不限；不给钱，香烟也行——反正他烟瘾很大，一天要抽好几包。据不完全统计，经常接济他的文友包括远在甘肃兰州的军旅诗人、时任《西北军事文学》主编的马萧萧和在北京发展的诗人冰洁、向明，在长沙省高院工作的诗人禹爱民和邵东本土文友荣小平、刘清辉、张金生、邓星照、范朝阳、张亦斌、刘德林等，特别是他就读邵阳师范时的两位老同学贺铁民、李和平，以及为数不少的企业家和个体老板，都对他“出手大方”。有一年春节，荣小平就给他在宾馆连续开了半个月的房，还给了他两条和牌香烟、1500元现金。平时只要手头有钱，孙传胜就去麻将馆打牌搓麻将“赌一把”，或者找“三陪女”开房；身上没钱，就到文体路的云雾茶庄找刘德林老板喝茶聊天，顺便找那些来喝茶的大老板“借点”快餐钱。几乎来云雾茶庄喝茶的老板都被他“借”过，甚至一度有的老板“看到他的背影都怕”。
2019年底到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大江南北，大年过后直到清明节前夕，邵东城区几乎所有的餐馆都关门歇业。长期靠吃快餐度日的孙传胜根本找不到吃的地方，只能每天靠吃方便面度日。“我来冷水江找朋友，饿起得病了，医生说得了肺结核，现在体重不到80斤，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住在冷水江XX医院打点滴。”听到孙传胜有气无力的声音，我的心揪得很紧，我们曾经最担心的事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随后，孙传胜被转到了邵东人民医院，住院抢救期间，贺铁民发起师范同学为他筹款。我们几位文友也通过刘德林的手机每人向照护孙传胜的护士转去数百元现金。但杯水车薪，这一切对于病入膏肓的孙传胜已无济于事，他于2020年7月10日因尿毒症和肺癌晚期在邵东人民医院永远闭上了双眼，年仅51岁。我们一帮文友前去吊唁时，听说办丧事的钱也是贺铁民与李和平两位同学牵头筹集的。
在大多数俗人的眼里，文学与诗应该是最好的敲门砖，地位、权势、财富等等，都会随之而来。然而，孙传胜，一位曾经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一位热爱诗歌、热爱生活的流浪诗人，就这样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51岁，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不能不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性格决定命运。极具文学天赋的孙传胜狂傲、浮躁、懒惰，静不下心、沉不住气，缺乏自律自控能力，如此个性为他人生的失败埋下了沉重的“伏笔”。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有才华但未能正确认识自己，理想败于现实的悲情之人。与他同时期的少年诗人马萧萧，高中毕业后破格入伍，后通过自己的奋发努力成为享誉全国的“军旅诗人”，且担任了《西北军事文学》的主编。同是“天才诗人”，命运迥然各异、结局截然不同。由此看来，人不自省自强，谁都帮不了你也救不了你，只能徒留一声叹息。
从孙传胜的自我迷失到英年早逝，联想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为追求“文学梦”而毅然辞去公职的作家，看来其做法的确值得商榷。在文学日渐式微、纯文学不再吃香尤其是诗歌日益“曲高和寡”的背景下，心无旁骛地去追求所谓的“文学梦”，是极不现实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单凭自己的写作实力绝不足以撑起梦想的天空，也就是说，还不足以靠写作谋生，因此完全不必贸然辞去公职，或者干脆不找工作去当什么“专业作家”。权且当个“业余写手”——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搞点业余写作，既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又能赚点“外快”，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