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曾海津人物传记《归来的星光》
文/杨星丽
曾海津的人物传记《归来的星光》描述了中国放射医学奠基人、“中山医”八大教授之一、东莞籍医学家谢志光的一生，思想厚重而不失妙趣横生，每次读起来都多一层意味，非常值得品赏和学习。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窗口城市，是曾海津过去的问道之处和当下的诗意栖居之所，以及心灵审美和文学书写的对象。多年来他已经和这片热土人文合一，从一个异乡叩访者到高山流水知音，行吟于斯，丈量并传播、塑造着文学和文化的湾区。于是，在这个文学地理视域中，静立于东莞的谢志光故居，自然地进入曾海津的视野中来，并引发他长久的瞻仰和思考，牵引着他又一次的“索隐和解密”。而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他，要与医学家的谢志光对话并得以精神契合，则需要异常艰苦卓绝的工作，这一点他在后记中已有记载。关键在于要想传神地再现和塑造谢志光这一颇具光彩的人物形象，不仅需要文学的笔力，更需要医学常识、专业背景、医学院校历史及相应的科学立场和历史观，这对作家而言是一个有难度的综合题，当然，海津在此传记中给了我们一份惊艳的答案。谢志光的医学精神和人性光辉早已从狭小的地域突围，成为中国的、世界的宝贵遗产，因此曾海津在这丰厚的经历中获得进一步成长，他体验了历史的、文化的、人类的书写。
一、历时态和共时态写作的行文结构
传记的主架构难以超出历时性写作，即按照传主一生的生命轨迹，勾勒其源远流长的线条。本书将谢志光一生的经历与足迹用时空结合的结构呈现出来，空间的变化与时间的流转相融合，新门楼、广州、湘雅、协和、密歇根、北平、岭南，这几个地方名称，既是自然环境的地理推移，也是传主从少时求学到在肿瘤医学上建功立业的岁月更迭，更是他的一部精神史和心灵史，同时也隐含了传记作者踵武先贤的足迹。新门楼是传主的生命之源，这里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寒溪河潺湲着，荔枝香气扑鼻，木棉花如火如荼；这里有浓厚的宗祠文化，有极其厚重的家族历史，为传主成长的大摇篮。这里更有优秀的家庭教育，其父亲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母亲的智慧贤德，是他生命血液中重要的营养成分。作者似乎也神游于传主的生命起始地，并受到相当大的精神濡染，因此写得饱含深情和诗意。广州是谢志光练就羽翼和起飞的地方；湘雅是他钻研医学，日益精求的象牙塔，也是他学医救国的起始地；协和则是其医术专业化的殿堂，在这里他无限接近“X光”，也是其日后主持放射科、悉心科学研究以致“髋关节谢氏位”诞生的地方，以及教授弟子精心育人的场所。在密歇根，他开眼看世界，进入放射科专心学习，越发专精，这里同时也是他收获美好爱情的地方；北平是他树立民族气节、开创中国放射学的地方；岭南家乡是他继续培养人才、深研放射肿瘤学、反哺故乡的地方。全书点线结合、时空交融地生动再现了这位杰出医学家传奇的一生。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曾海津自如地在历时态写作中融合了共时态，即铺排文字空间。他经常在线性写作中驻足停留，仿佛赏玩花园的诗人，说东道西，问天问地，旁及其余，犹如涟漪，一圈一圈，圈与圈之间甚至形成互文链接，波面无限荡漾，生动至极。在对传主的叙述中，常常夹杂他人小传，如写到谢志光入读岭南学堂时，笔锋自然地转叙钟荣光其人其事，单钟荣光自己的挽联“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做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唯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和他人的评价“有所言，言岭南；有所思，思岭南；有所筹划，只求有益于岭南”就足以将这位投身教育的岭南大学校长丰满地展现出来了。在叙述谢志光教育高足时，作者驻留笔触，转写荣独山、张去病、李果真、汪绍训等，他们的从学经历和后来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无不留有其师谢志光精神和教诲的深深烙印，他们成了谢志光医学生命的延续和发扬。这些共时态写作下的他人小传很好地映衬了传主的品德、学识、医术和精神境界。此外，每当写到谢志光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步入一个新环境，作者总会舒缓自如地描写那里的美丽风光、历史文化、轶事典故等，调节了行文节奏，丰满了全书结构，填充了文章筋骨之外的血肉皮毛，显示出其笔法的老道。
二、尊重事实与恰当的文学虚构
“传记就是记载事实，以传于世。”传记的基础是真实，真实是传记的生命。曾海津通过多种方法爬梳剔抉资料，查阅族谱、地方志、档案，查找学术论文，搜索各种媒体报道，但凡与此传记相关的人事，海津都悉心了解，细致归纳。除文字资料外，他还不遗余力搜集了许多图片资料，如新、老照片，航拍图，漆画等，与文字资料互为补充，素朴真切的原材料使史实子丑寅卯毕现，组织为一个难得的传记符号系统。
尊重事实是传记家的本色，但有时不得不面临材料的简洁、简单、简要，经历骨骼尚存，血肉未有，面临“客观事实的先天性不足”的实际情况。这对于传记作者而言，要由此写就一部人物传记是个难题，对读者来说如果只看到有限的事实恐难以形成生动深刻的印象，那么传记所要传达的思想、精神和文化都受到了限制，此时文学虚构必然被提上日程。而传记的发展也赋予了文学虚构使命的神圣化与合理性。“一般来说，早期的、传统的论述比较倾向于突出传记的真实性，强调传记的历史属性。当代批评家则更多地刻意凸现传记的虚构性，力图把传记拽向文学一边。事实上，比较公允、客观的定义应该是，传记既不是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在史与文之间，它不是一种或此即彼、彼此壁垒的关系，而是一种由此及彼、彼此互构的关系。”遵从事实之上的虚构是被认同的，传记作家胡辛坚持认为“虚构是传记的灵性所在”，并反复强调传记文学本身就是“虚构在纪实中穿行”的结晶。但是如何虚构和虚构应掌握怎样的尺度，也是传记理论家们试图解决的问题。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中认为“传记的虚构本质上是一种‘死象之骨’式还原。从事实的真实出发，传记作家没有权利增减象骨，更没有权利替换象骨。他不能‘因文生事’，但叙述的真实却要求他‘以文运事’。”赵白生对文学虚构作了限定，区分了传记与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种种说明，就事实的真实而言，传记作家所恪守的不是部分的一致论，而是完全的一致论：‘实则概从其实，虚则名著寓言。’因此，传记里不能对事实进行‘三分虚构’。对于那‘三分’‘最关键的材料’,他采取的方法应该是‘文疑则阙，贵信史也’。恪守事实的真实，传记作家才不至于改变传记的根本属性——历史性。”这是进一步的相关论述。对文学虚构的规定原则相当于让传记作家戴着镣铐跳舞：一方面需要虚构非常具象的情节以完成对传主的塑造，一方面要尽可能从有限的资料字里行间挖掘可拿来组织发挥的材料。
本书作者尽量在事实范围内，在坚实的文献之上，合情合理地虚构了诸多必要的情境和情节，如人物对话、独白，人物描写，场景再现，情节构拟；这在传记文学中被称为文学真实，其与历史真实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如此还原了自然环境和人文气氛，为传主及其他人物注入了可安放灵魂的归属。但是最难以做到的是像迈克尔·霍尔罗伊德(MichaelHolroyd)那样，“他写这些对话时有一个原则，即它们必须脱胎于书信、日记、回忆录等自传材料。”一个是对话描写，一个是心理描写，在无法从上述自传材料中有所收获时，传记作家不得不改变策略，从人之常情、传记文本内部的逻辑推理以及上下文之间的文字张力中寻求突破，例如作者对谢志光与前妻杜如懿相识、相恋和诀别时的情景；传主与弟子们的交流，与其生命中的校长们、同行们之间的交往，首先竭力从现有资料出发，勾勒真实的中西文化背景，医学文化常识。作家受行文节奏的感召，自动进入情境创设，近似自然流露出对话、心理活动等，可以称得上“言有所据，语有所本”。
三、兼体书写下的丰赡意义
曾海津多年来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之间悠游，打下了坚实的写作基础，文笔中积淀了多重营养，因而在本书中能调遣文字的千军万马，以及包括小说语言、散文言说和诗性润色的兼体书写，激活、丰富了传记语言，丰赡了语义含量和审美性。本书中小说的人物描写异常出色，如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话描写、外貌神态描写等，是一种空间性的展开和发挥，让读者从严肃整齐的传记事实中稍做停留，欣赏传主的精神特质。对话描写带给孩子们如“看电影”般身临其境的感受，将一位慈爱智慧的父亲写得淋漓尽致。本书中也有一些散文的抒情联想，如写谢志光携家眷从北京乘船回广州：“那一天，阳光明媚，海面波光粼粼。上船一会，汽笛响起，缓缓驶离码头，往广东方向驶去，一阵忙碌后，旅客归于平静。超仁和佑仁还是第一次坐轮船，都吵着要看海，谢志光夫妇带着两个小不点走到船头，脚踏甲板，手扶栏杆，感受着微风轻抚脸庞的温暖。船身在波涛中轻轻摇摆，似乎与大海窃窃私语。远处，成群的海鸥，时而娴静地浮在水面，时而盘旋飞翔，时而俯冲到水面捕捉鱼类，时而冲向天际。海鸥悠然自得的姿态，让他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在这片蔚蓝的海洋中，谢志光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角落，心灵沉浸在广阔无垠的海洋中。”这样的美丽风光正是谢志光眼中心中所得，十分符合他舍弃北京的优厚待遇，毅然决定回粤报效岭南这片热土的恬淡心境，也表现了传主内心的波澜和情感的微妙。传记文学在追求真实的基础上，更强调作品的文采风貌，行文中所贯注的作家气度和情感宣泄，作品要想以情感人并以情取胜，作者必须与传主同呼吸、共命运，达到感情上的共鸣。诗歌的意境创造，如“民国年间铺就的巷子水泥小径一地古朴，地上整齐印着方格子和花纹，沉甸甸泛着古巷特有的幽青，铮亮铮亮赤裸裸的媚，透着岁月沧桑的光滑，两旁风格相当的阁楼排列有序。幽幽的小巷，层层垒砌，好似年轮累积，窄而幽静。沿着古老的小路悠然闲逛，只听石墙石门石瓦盖，石碾石磨石院落在这里悠远吟唱，让人感受到古村历史的悠久和古典美。路面水泥板历经百年的冲刷，磨砺，仍泛着青黑的光芒。古老沧桑的小巷，承载着光阴的故事，静静驻守，不改初衷，给人一种深邃的独特的时空感。”看似闲笔，却营造了浓郁的诗意环境，内蕴了岭南文化气息，晕染了传统家族文化色彩和历史烙印。无论是哪种笔法和表述方式，都渗透了传记作者深厚的感情赞许，但海津的这些描写无一不是秉持中庸的态度，节制、含混。“‘当一位传记作家与他的传主认同时，他的情感势必极其强烈，结果会导致一种理想化的盲视。’所以，‘传记作家必须多一点同情，少一点移情’。‘同情’与‘移情’的本质区别在于，同情有助于对再现客体的理解，而移情则会强化作家的主体表现意识。无疑，传记需要的是一种同情性再现，而不是移情性表现，因为对传记家来说，后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错误是方向性的。”可以说，曾海津做到了感情渗透和无限地削弱自己主观色彩，无限接近这种“同情”。这一点也表现在他处理叙述和评论的关系中。传记的主要表达方式还是叙述，然而叙述太多且持久，尽管有描写的映衬，仍然有嫌审美疲劳。本书处理颇为得当，叙述中隐含评论，人物对话中尽显作家的立场和对传主本人思想的肯定，为人的爱戴。对传主的直接评述也简洁而素朴，而极少肆意张扬，很多地方还显得客观冷静，避免了主观偏爱。
四、多种文化元素互文下的传记思想
作家很好地处理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谢志光的一生，恰巧再现了中国历史的几个阶段，个体际遇和民族命运不可分割紧密相连，这本身就赋予此传记意义。文学与历史都是叙述方式，二者可以异中求同，同构共生，书中处处可见如是痕迹，可谓水乳交融。然而海津还不满足，他将格外丰富的文化元素散嵌其中，儒释道、卜相堪舆，哲学，宗教，相当于将历史和文学抬高了一个层次，带着传主及其相关人事进入了更高一重人生境界，文化成为历史和文学的场，如此才使“思想有源头，文字多来处。”“传记是一种文化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精神文化形式。在文化的范畴之内所包含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内容，在传记中都可以反映出来，也可以展示出人们的‘能力和习惯’……传记是唯一以完整的、真实的人为表现的对象，所以它蕴涵的文化因素更为直接和丰富。”
“文化结构的构成十分复杂，其中包含众多的因素，用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因素来解释传主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这是传记家、特别是现代传记家常用的方法。”本书最典型的莫过于谈论中西医文化，“中国古代对医者有不同的分类和命名方法，以医者的医术水平和医德高下而言，分为大医、明医、德医、良医、庸医、俗医等；以医学分科而言，分为食医、疾医、疡医、耳目痹医、眼科医、乳医、带下医、小儿医、兽医等；以医者的文化背景而言，分为巫医、道医、僧医、儒医、普通医者等。”在叙述谢志光参与救治孙中山先生失败时作家延伸而论及中西医，借用谢志光的心理将中西医的辨证思想自然生发出来，为传主的思想走向射出一道光，无论是放射学还是其他医学学科，其发展和最高境界仍旧是文化的交融，这是由技而道的传记思想。书中涉及基督教、佛道思想对生命的思考，又都是医学和生命对话的旁征，以及医学家和作家同时面临和思考的哲学命题。
作为个体的谢志光，他的出生和成长，受多元文化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乡村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宗祠文化，给予其童年启蒙和家庭教育；“格物致知”“兼济天下”的儒家文化精髓，赋予谢志光胸怀天下苍生，精求学问的胆识；父亲所涉历的基督教文化，也是其“仁者爱人”精神的另一个来源。“从岭南学堂到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无不贯注了基督教的博爱和济世精神。而现代医学作为西方科学的重要领域，也正是借教会学校在中国得以传播。”总之，多种类文化碰撞和熔融滋养了传主的丰富心灵。
这是一部严格遵从史实，资料翔实、科学规范的人物传记，也是一部文笔生动活泼，情节丰富、人物颦笑栩栩如生、耐读耐看的传记。全书纵横交贯，视野开阔，有个体的生命历史、心灵成长、情绪性格，也有家国际遇、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和大环境；既有医学科学的严谨，也有诗意的日常写照和灵魂探射，更有宗教的精神追寻，可以说，同时安顿了传主、作家和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