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洋中鱼撰写的永州市第一部解读文物专著《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是永州籍作家杨宗瑜历时3年潜心创作的一部随笔集，全书共由40篇文章组成，以纪实的视角，用文学性语言讲述了永州博物馆中铜器、玻璃器、陶器、石器、玉器、铁器、金器、银器、木器、瓷器、漆器等各种馆藏文物的前世今生。本期《潇湘文化》刊登两篇书评，从另一个视角解读该书的文化内涵。
用文学性语言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
——读洋中鱼《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
文/张能泉
2021年，洋中鱼撰写的永州市第一部解读文物专著《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是永州籍作家杨宗瑜历时3年潜心创作的一部随笔集，全书共由40篇文章组成，以纪实的视角，用文学性语言讲述了永州博物馆中铜器、玻璃器、陶器、石器、玉器、铁器、金器、银器、木器、瓷器、漆器等各种馆藏文物的前世今生，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文物图景。作者以冷静的目光审视历史与传统，以热情的胸襟怀抱沉睡多年的馆藏文物，通过打破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隔膜，凭借其深厚的文学功底以流畅优美的语言揭开馆藏文物的神秘面纱，复活馆藏文物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揭示出馆藏文物的当代价值，让收藏在博物馆中的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永州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一、用文学性语言揭开文物的神秘面纱
1919年雅各布森首次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他认为文学性就是“诗性功能”在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占据“主导”、语言六大功能同时都具备并彼此相生互动的语言艺术的特质。文学性语言强调语言表达的文学色彩，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格来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审美维度。文物是中华文明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幸存者，为了向读者揭开永州馆藏文物的神秘面纱，作者在书中就综合使用了多种修辞格来增强表述的文学性，以具有诗性功能的语言揭开文物的神秘面纱，既为本书增添可读性和可感性，也成为本书书写的一个特点。
开篇《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先介绍铜镜出土的地方：“在湘南古城永州的中心，有一个地方名叫鹞子岭。……可以想象，一只敏锐的鹞子，孤立地在一棵高大的乌桕树上，在月色下守卫着永州古城，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在这里，作者用比喻修辞格向读者描绘了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所在地古城永州，这只敏锐的鹞子在月夜下如同一位卫士守护古城。随后，作者在介绍这块灰绿色古铜镜这样写道：“仿佛看一位慈祥的老人，隔着岁月的玻璃在向我微笑。那笑容像春风，令我的心湖碧波荡漾。”在这里，作者以拟人修辞格巧妙地拉近言说对象与读者距离，似一位慈祥的老人即将把铜镜的来龙去脉向读者娓娓道来。在介绍铜镜形状时，作者以写实性的文学语言写道：“你看这块古铜镜，地纹之上于凹面方格的四周向外伸出4组连贯花瓣，更有趣的是，在各组花瓣之顶端又连接一棒缒状的长叶纹，四组花瓣与长叶纹将镜背分为4区，每区内有一倾斜的‘山’字，在各‘山’字之左有一片花瓣。全镜的花瓣均以窄蒂纹连接。”在这里，作者以细腻的文字向读者详细地描述了铜镜的形状，四组花瓣与长叶纹相连，并将镜背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均有一个“山”字，且该字之左均有一片花瓣。这种细节描写既可以生动再现铜镜独有的样态与形状，又能够向读者提供铜镜丰富的细节信息，增强读者对铜镜的直观感受。在介绍铜镜功能时，作者饶有趣味地联想到：“这块铜镜，显然不是古人梳妆之用品，否则，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一个衣袂飘飘的妙龄女子，款款走到镜前，宛如一朵落花，褪去了仙凡的颜色，染上世俗的素衣，却不被世俗所干扰。这朵落花，嫣然一笑，化为穿越千年的春风。”在这里，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以富有文学性的语言向读者描绘了一位妙龄少女在对镜梳妆后一幅超凡脱俗的姿态。女子嫣然一笑的万般风情不仅化为穿越千年的春风，而且更是艺术性地向读者揭开它了尘封多年的神秘面纱，呈现出古铜镜原来的样子。
除《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外，全书其他篇目也采用这种语言表现方式。譬如，《战国九大眼九小眼琉璃珠》中开篇以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讲述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由此揭开战国九大眼九小眼琉璃珠的神秘面纱。《宋“宝佑”三年铜锣》中开篇以富有想象性的文字描写了一场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由此揭开宋代铜锣的神秘面纱。《晋人物马牛羊多格陶盘》中开篇以富有文学性的语言描绘了农村孩子玩泥巴的场景，由此揭开晋人物马牛羊多格陶盘的神秘面纱。《清同治〈九嶷山诗图〉石刻版》中开篇以富有诗性的语言讲述了舜帝“南巡”的故事，由此揭开《九嶷山诗图》石刻的神秘面纱。由此可见，使用文学性语言揭开永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的神秘面纱是本书书写的一大特点，为读者了解和认识永州出土的历史文物提供了有效的艺术途径。
二、用文学性语言复活文物的文化记忆
作为呈现中华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文物，它投射出中国古人的深邃智慧与人生哲学。用文学性语言展现文物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复活文物的文化记忆，使之得到形象化再现。记忆之场即记忆的场所或场域，它包括博物馆、收藏品、节日、古迹等，法国历史学家艾皮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以此观之，《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中永州博物馆也可视为是一个记忆之场，所展演的40件（套）馆藏文物便可作为记忆之场的媒介。从延续上古血脉的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到传承中华文脉的西汉龟钮“刘疆”铜印；从战国九大眼九小眼琉璃珠到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从西汉拱手陶立俑到宋代青釉瓜菱形陶执壶；从宋青瓷印花杯到明代葫芦形金耳环；从元双龙纹铜马镫到清代铭文铜炮……作为中华民族久远记忆的历史媒介，这些馆藏文物不仅是中华历史时代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遗存和见证。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因此，文化记忆是靠文化符号来传承的，而文学性语言有利于复活文物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个记忆之场的媒介，文物集聚了某个历史时期民族发展的特征，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的记忆与文化文明。因而，文物作为记忆的载体器物从来都不是尘封的古董，它可以穿越历史、见证历史，需要借助相关的书写方式呈现其所具有的文化记忆。为此，作者采用了文学性语言来复活永州馆藏文物的文化记忆构成了本书的又一个书写特点。
在《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中，作者引述《淮南子·地形训》《史记·赵世家》《礼记·王制》和《太极图说》相关文献后，最后以富有文学性的语言对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所蕴含的文化记忆进行了复活。它是“潇湘大地上一种最古老、最淳朴的精神图腾。而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中，作者在引用崔颢的《杂诗》、鲍溶的《旧镜》、贯休的《古意代友人投所知》等诗句后以富有想象性的文字对铜镜的文化记忆进行了复活。“尽管那些背影在地宫里早已化成泥土，只剩下一点残骸和缕缕腐朽之气，但依然可以复活当年的歌舞升平和铜镜映照的幸福时光。”在《西汉执箱陶女立俑》，作者在讲述《太平御览》相关故事之后对陶女的文化记忆进行了形象化复活。“让它们带着汉时明月汉时风霜，在地宫里的时光隧道奔跑而行。似乎触到了一种强大的脉搏，听到了大地均匀的心跳，闻到了西汉那个伟大时代的浓郁芳香。”在《唐瑞兽葡萄纹铜镜》中，作者在引用王翰的《凉州词》、刘禹锡的《葡萄歌》、彦谦的《咏葡萄》以及姚合的《谢汾州田大夫寄茸毡葡萄》后用艺术化的语言复活了铜镜的文化记忆。“它彰显的是大唐盛世气象，蕴含着大唐的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由此可见，用文学性语言复活文物的文化记忆对彰显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具有重要意义，并通过文物讲述属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进而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
三、用文学性语言揭示文物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历代文物发掘保护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文物发掘保护工作引航指路。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因此，采用多种途径揭示文物的多重价值对传承和弘扬文物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时对情感的依赖。”本书通过对永州博物馆馆藏文物及其文物故事的文学性语言讲述，使读者与40件文物一一进行现场式对话与交流，深刻感受文物所传递的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记忆，通过揭示文物的当代价值引发其对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唤起强烈的国家归属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感。以宝示国，以藏泯怀。本书集文化研究、散文笔调于一体，以文学性语言揭示馆藏文物的当代价值，展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认同”是指确认归属，指个体或群体辨识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属的活动，表达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性，是一种文化——心理归属。本书在文学化语言表达中触摸中华历史发展的脉搏，揭开馆藏文物历史深处的记忆，在精彩绝伦的中国故事揭示出文物所蕴藏的当代价值，彰显出民族文化认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战国勾连云纹玉剑彘》中，作者在引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汉书·地理志》《淮南子》等有关玉剑史料之后以充满文学色彩的语言揭示出勾连云纹玉剑彘的当代价值。“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如江河之水，源远流长，而包括玉剑彘在内的玉文化，就一直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在《西汉拱手陶女立俑》中，作者在引用《汉书·武帝传》《礼记·曲礼上》《魏书·天象志三》《战国策·秦策》等有关拱手礼的相关资料后以文学性语言揭示出拱手陶女立俑的当代价值。“望着眼前这尊西汉拱手陶女立俑，我似乎看见了一个从泉陵侯国穿越时空而来的西汉女子。看见了一种古老的礼仪在潇湘三月的春风中正散发出蓬勃活力。”在《宋代日月星辰八卦镜》中，作者在引用《康熙零陵县志》《易经》等相关资料后以形象的语言揭开出八卦镜的当代价值。“这块宋代日月星辰八卦镜的表面有些生锈了，给人一种沧桑感。但我想，诸葛亮的智慧不会生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会生锈。这世上只要有太阳的光芒，就会有文化的力量。”
总而言之，《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这部散文著作以文学性语言为读者揭开永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的神秘面纱，复活文物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揭示文物的当代价值。本书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踏实的求证精神，以谦卑的姿态审视和观照文物，将自己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以流畅优美的语言传达出来，使本书散发出浓郁的散文气息。永州博物馆馆藏的40件（套）文物在作者的笔下熠熠生辉，文学性的语言不仅讲述了这些文物的前世今生，而且让公众更好地认识永州的历史和文化，增进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理解和尊重，并在阅读赏析中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文化认同。
奥斯丁言语行为理论视域中的语言审美和叙事风格
——简评《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
文/彭子珊 岳凯华
文物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历史与文明的见证。近年来，人民文化需求的提升使文物进入大众视野，因此，从大众角度出发对文物的文化意蕴进行解读便显得尤为重要。在此情况下，洋中鱼先生以文质相间、文史互动的语言风格著述了《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经济日报出版社2022年1月）一书，此书不仅发展了历史类书籍传统的写作范式，而且是对文物文化生活化所进行的探索，作者运用半文半史的语言将文物与当代的文化情感相链接，激发了文物在大众生活中的活力。由此，此研究以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为理论模型，对此著作的语言审美和叙事风格进行分析，以期为此著作提供理论层面的分析维度与评价视角。
一、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概念界定
言语行为理论是当前我国文艺学所强调的，以日常语言学派为风格的理论框架。奥斯丁对此行为进行发展，提出在说任何一句话时，人们要同时完成三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及以言取效行为。其中，以言表意行为所表达的为话语的字面意思，以言施事行为则表明说话者的意图，以言取效行为则是指行为意图被受话人所领会而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或效果，后两者需要在文化场域中进行构造与生成。
《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一书为洋中鱼先生创作而成，内有40篇文章，共计16余万字。尤为重要的是，此书集文化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散文笔调于一体，关切历史与传统文明，以热烈的情怀拥抱历史文物，并试图用自身的情感来构造文物所具备的文化场域，不仅具备文质相间、文史互动的语言风格，而且具备新时代文物观以及深厚的人文属性，已然融合了历史学、文物学、社会学以及文艺学等多种学科，是打破文物与大众生活之间的隔阂，引导大众将文物鉴赏转化为文化滋养的重要力量。也正因如此，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如果单从某一学科的视角出发进行审视则难免有失偏颇，而通过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对此书进行评析，不仅能够顾及此书的文史融合的特征，而且可以将其放置在社会文化实践领域进行考察，将静态的内容转化为动态的场域，深入考察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二、在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视角下对作品所进行的思考
奥斯丁三分说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分支，两者皆立足于文学与生活的联系之中。事实上，我国学者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始终争执不休，在建国初期，文论界以反映论来阐释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将文学放在附庸者的角色。随着文艺理论探索的逐渐深入，言语行为理论代替反映论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此理论以实践为中介，构建起生活与文学之间的桥梁，奥斯丁三分说同样遵循这一模式。因此，若想借用奥斯丁三分说对洋中鱼先生的《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进行解读，便必须首先研究此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即将著书与阅读作为实践中介，研究此作品与生活之间所存在的相关。通过对《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整体进行分析得以发现，该作品的内容涉及真实与虚幻，历史与当下，语言风格文史并重，充满哲思，行文结构遵循基本逻辑，皆与生活紧密相关，现对其进行简要分析，以探索此文学与生活的链接模式。
首先，对于其在内容上所涉及的真实与虚幻而言。洋中鱼先生在此著作中大量运用想象画面，以此来充实文物的历史细节、发掘细节、审美意蕴与文化意蕴，但这些虚幻的形象并非是无的放矢，而是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补充与完善。如其描述：“或许，就是在南朝的这个背景下，一艘船从长沙转运来了一部分甚至是很小数量的越窑青瓷产品。这些产品抵达当时的零陵郡时，就被官员商贾分享完毕。由于种种原因，它们绝大多数随着主人的消亡进入了土地深处，成为古郡的历史记忆。”由此可见，洋中鱼先生在内容上的虚实关系是在生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合理延伸。而对于其在历史与当下的层面来讲，可以发现作者在行文中不断地对时空进行穿梭，在对历史场景进行描述时，不仅将其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合理发散，更是将当下的情感注入历史情境之中，成为其中的情感内核。在对现实场景进行描述时，作者同样遵循虚实相生的技巧，并寓情于景，以此来达成情境和情感的融合。除此之外，洋中鱼先生对想象情节的描绘并未削弱生活所具备的现实性，相反，其将生活放置在哲思之中进行审思，增加了读者感悟生活与文化的思维张力。由此可见，在内容叙事上，洋中鱼先生始终坚持文学与现实相促进而发展的策略，在此环节中其所表达出的正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范式。
其次，对于其在语言风格上的文史并重而言。此处所涉及的文史隶属于行文风格的行列之中，“文”主要指行文辞藻华丽，充斥着想象力与抒情性。而“史”则与“工笔”类似，主要指行文具备客观性，重点突出，骨架明显，言语精简，极力避免主观赘述。之所以讲语言风格可以窥见作品与生活之间的联系，正是因为其不仅能体现作者的观念态度，而且能够与时代主流审美相对照，以推测作者的主观思想。《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归根结底带有历史学的痕迹，因此多处运用史笔写作，以对文物的出处与历史进行考据，保证书中论述的严谨性。但如果史笔运用过多，则难免使行文较为枯瘦，缺乏细节与趣味性。因此，笔者在运用史笔的过程中穿插散文文体，通过想象场景的构建以及个人情感的表达完善历史细节，建立起与读者的情感链接，得以引起读者的精神共鸣。由此可见，作者在编著此书时，心中不仅怀有对文物的热爱，同样也怀有推广文物文化的“出世”使命感。除此之外，当今时代下，大众所具备的文化素质与文化需求不断提升，对文物所怀有的兴趣与热情远胜于前，在此情况下，博物馆解说式的文物赏析已然难以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而洋中鱼先生所著的此书恰好是对大众需求的回应，具备明显的时代风格与现实意义。由此可见，作者在创作此书时，不仅将书籍映照现实，而且试图通过书籍来影响现实，其所体现出的文学生活观是相独立而存在，相依存而发展的，既不存在附庸，也不存在脱离，基本符合言语行为理论。
最后，对于其在行文结构上的遵循逻辑而言。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决定了逻辑脉络的多样化，比如意识流作品中的叙事逻辑具备破碎性与跳跃性，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逻辑脉络基本沿用现实规则。洋中鱼先生所著的《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的结构则呈现出明显的逻辑特征，尽管其涉及不同时空的交叉，但是基本符合大众的认知思维，是对大众所具备的思维逻辑的顺应。可以发现，此作品的逻辑贴合日常生活，但绝非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刻，而是在生活规则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跳跃式延伸，与生活逻辑处于并行发展的状态，符合言语行为理论的规范。由此可见，此作品与奥斯丁三分说理论关系密切，将其放置于此理论视角之下进行研究具备较强的可行性与科学性。
三、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视角下的作品文本解读
在对以言表意的研究视角进行切入时，需要首先明确书中的语言风格以及我国传统文化所凝练而成的文本意象。以南朝青釉覆莲纹兽首流瓷壶为例，洋中鱼先生写道：“也难怪它，能够孤独地穿越一千五多百年的风霜雪雨，能够越过那么多的沟沟坎坎，能够穿透那么多的日日夜夜，从南朝踉踉跄跄地走到今天，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至于墓葬的主人与它和其他出土文物是否有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岁月知道，星月知道，而我们无从知晓”。由此可见，其语言风格亦工亦文，将文物的历史以及审美情趣通过感性的方式予以表达。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文字制式丰富，每一字皆有专属的意蕴和情感，具备明显的指向性特征。因此读者从上述文字中所品味到的不仅是南朝瓷器所具备的艺术特性，更加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意境，而此不可不谓是洋中鱼先生于文字表达中浸润着的“道”与“业”，以道言意，以业铸表。
以言施事行为在《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中的运用更是普遍，其运用大量篇幅对文物进行了修辞式的描写，从尊重敬畏的角度对文物所担负的岁月与文明进行透视。比如其曾描述文物在历史中转运的场景：“从越地到楚地，虽然路途遥远，且在运输的途中有很多艰险，有可能造成倾覆损毁和人员伤亡，但再远的路途，都阻挡不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再高的山和再茂盛的森林，都阻挡不了那些精湛艺术品太阳般的光芒；再长的江河，也阻挡不了舟楫奋进的风帆。”诸如此类的描述在此书中不胜枚举，共同构成了此书的风格特性。事实上，尽管文化活动已然成为大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文物却依旧在心理、情感与时空上皆与大众生活存在间离感。再加上大部分对文物进行解说的书籍致力于文物训诂之学，极尽钻研之能，试图展现文物的历史与艺术特性，专业性较强，难以为大众所喜爱，因此，文物始终空悬在大众的生活之外。由此可见，洋中鱼先生的意图是充实史实细节，将文物拉向生活语境之中，借用文学手段对文物内涵进行描述，打破文物阳春白雪的文化姿态，使大众易于接受易于理解，为文物诸如当今时代的开放性内涵，并丰富了大众的文化体验。
对以言取效所进行的论述需要结合以言施事这一概念，即需要统合考察作者的语境以及出发点，对最终效果进行对照。毋庸置疑的是，洋中鱼先生所著的《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或多或少带有普及文物知识以及多角度挖掘文物内涵和美感的倾向。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应当发挥文物的教化功能，使其成为全社会历史文化的滋养。而此书所传达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与大众生活相接轨的特色正是对时代要求与作者目的的回应，至此，其达成了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的理论逻辑。
四、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视角下对作品所进行的评价
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不仅是语言学的理论框架，还是进行文艺作品分析与评价的重要工具。事实上，洋中鱼先生的《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学科涉猎广泛，理论功底深厚，文学基础扎实，单以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为支撑难以对其作出全面评价，但是却可管中窥豹，为此著作提供部分评价视角的参考。
仅对此书籍与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理论的契合程度来讲，作者的叙事内容以及行文风格完全符合以言表意、以言施事以及以言取效的理论框架，由此可见，其所使用的语言具备理论美感，与生活紧密相关，并且具备多维含义，需要读者对其进行反复的揣摩与感受。除此之外，洋中鱼先生使用了大量的意象来辅助表达，在作者原意之外进行了文化影射，为读者构建了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场域，无疑是对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因此，此书籍的言语审美在理论层面得到了保证。
《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虽说更为偏向历史科普类书籍，但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不仅符合生活逻辑，而且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即使身处于历史学的学科背景之中，其也并未桎梏于历史类书籍的写实性框架，而是从人文视角对历史进行阐述，是对历史类书籍写作范式的创新。由此可见，此作品是面向时代、面向大众、面向当下的作品，有助于推动大众对文物文化的认知及情感认同，具备鲜明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
但是客观来讲，此书籍并非全无缺憾。实际上，尽管《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带有通识性读本的特征，采用文图并列的方式，并且具备明显的时代文化印记，但未能将多媒体手段应用于书中，比如录制微课，放置二维码链接等，未能做到与当代技术链接，此不可不谓是以言取效在学理层面的一个遗憾。除此之外，此书籍在部分论述中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这便使得主观性表达的度难以界定。但就此书整体来讲，尽管略有缺憾，但依旧瑕不掩瑜，是综合美学、文物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的综合性读物，对文物的研究以及文物文化的推广提供了推动力。
通过上述研究得以发现，洋中鱼先生所著的《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在虚实相间的叙事内容、文史并重的语言风格以及遵循逻辑的作品结构等方面皆符合奥斯丁言语行为三分说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在内涵上呈现出与生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态势，在言语风格上呈现出文史相间的基本特征，在内容上呈现出多维表达的文化意蕴，尽管其未能做到运用多媒体手段以及具备主观价值取向等缺憾，但总体来讲是对历史类书籍传统写作范式的突破，有助于文物文化在大众生活中的传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