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松元

尚学崇文是潮州历来的优秀传统，所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这两句话深刻揭示出潮州人自古以来的尚学崇文精神。潮州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与独特的自然环境的熏陶，加上优良家学的培育、杰出的天赋条件，使饶公从小就养成了清净、独立而专注好学的个性气质。他说：“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吞没了我自己。”

饶宗颐的父亲饶锷是饱学之士，早年参加过柳亚子等人创办的文学团体——南社，工于诗文、精通考据，对方志文献尤为熟络，著有《<佛园记>疏证》《王右军年谱》《潮州西湖山志》等，他于1929年建了一座粤东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天啸楼，藏书多达十万卷，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大型图书，更是寻常读书人难得一见的“秘笈”。对于少年饶宗颐来说，这既是他的图书馆，也是他的精神乐园。正因为有这么优越的学习条件，饶宗颐在金山中学读到初一便退学不读，回到天啸楼中遨游学海，刻苦学习。

饶宗颐有异乎常人的学习天赋，又从小养成了好学的秉性。他六岁开始读古典小说，尤其喜欢武侠神怪之书，并随师习练书法；九岁即能阅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并通读《通鉴辑览》；十岁能诵多篇《史记》，阅览经史子集，对古代诗文辞赋尤多浏览；饶先生如饥似渴沉醉于天啸楼中，“所以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对历史更是早就烂熟于胸”。饶宗颐尝自述道，“我六、七岁时，image非常多，非常活跃。……我的这种气质小时候就很明显。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做自己的事，而且全神贯注地做好。”“我那时书读得很杂。道家的书、医书、都看，也涉猎了不少佛书。我非常向往一个清净的世界。”（胡晓明．饶宗颐学记[M]．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家学使饶先生从小就打下了五方面的学问基础：一是诗文基础；二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他说“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学问系统”。

好学求知成了饶先生一生中最大乐趣，在人生旅程中一直保持着读书的热情和兴趣，并已内化为一种生命的需要，因此，他虽然初中肄业，但因为好学不已，不仅精通中文，后来也精通英文、梵文、希伯莱文、波斯文，又会法文、日文、德文。比如40多岁时，他与印度学者白春晖互相学习，白春晖向他学中文，学古文，他向白春晖学梵文，一学就是几十年，直至可以朗朗而读。这为1963年，他47岁的时候应邀去印度作学术研究打下了梵文的基础——他应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的邀请，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作学术研究，先后从白春晖父子攻治婆罗门经典，并精读了《梨俱吠陀》——这是《吠陀》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印度最古老的一部诗歌集；它的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描绘与解释，以及与祭祀有关的内容，是印度现存最重要、最古老的诗集。这部经典对饶公的学问世界、心灵世界的影响很大，后来饶公书斋专以梨俱名之，即因此之故也。

饶公之学，不仅是学文化知识，而且学艺术。饶宗颐的启蒙老师是诗书画家蔡梦香先生。饶公在《蔡梦香先生墓志铭》中说他的书法“自擘窠小楷，波磔点画，靡不殚究。锲而不舍，若有神鬼役其指臂，而执笔之法屡易，老而日新，自出机杼，俯仰今古，无当意者；晚岁书所造益奇，而解人益不易得矣。”从小师从名家学书法，打下深厚的书法功底。后饶公又钻研甲骨文，成为甲骨大家，对古文字有极其深厚的修养，汉字的演变以及历代书法名家，所以他的书法，无一笔无来处，但每一笔又有他的独特面目，因而在书法艺术上也取得令人仰望赞叹的艺术成就。另，饶宗颐十二岁又从杨栻先生学习书画，杨栻（1886—1966年），字寿玬，又字寿扬，祖籍金陵，因随其父亲杨国崧来潮落户，遂为潮人。杨栻将家藏的任伯年画作拿给饶宗颐临摹学习，少年饶宗颐因而得以临写了一百一十余幅任伯年作品！后来饶公又特别重视学习元代倪黄（倪云林、黄公望）等古代名家画风，同时还学习了敦煌白画，因而养成了深厚的绘画修养与独特的画风，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饶公还是琴道高手。在少年时期，凤城名士常雅集于其家“天啸楼”，或饮酒挥墨、或抚琴吟诗，像精通音律且擅弹古琴的名家王延康就是座中常客，饶宗颐自少耳濡目染。而饶宗颐正式拜师学琴，是后来移居香港之后，为了深入研究古琴音乐和传统乐律，师从琴道名家容心言，习得《塞上鸿》《水仙操》《潇湘水云》数曲。饶公平生尤好鼓《搔首问天》，复自打谱《离骚》《宋玉悲秋》《泽畔吟》等琴曲，这或与饶先生喜好《楚辞》有关。

饶公以通人之才，好学之心，不仅学会了琴艺。而且兼治琴学，著有《宋季金元琴史考述》《古琴的哲学》《涓子<琴心>考——由郭店雅琴谈老子门人的琴学》等琴学专文，开拓了传统琴学的新领域。

由此可见，饶宗颐以好学之秉性，从小专注学习，既博览群书，植下了深厚的学养根基，又习书画，学诗文，培养了一颗诗心，一种艺术的才能与气质。显然，这种与传统接轨而与现当代教育模式大相径庭的求学路径，是选堂饶宗颐能成为集学术大师、艺术大师和文学大师于一身的杰出人物的重要原因。

饶公之学，除知识学问、书画古琴之外，还特别重视精神层面的学习。饶公精神人格之淬炼，常常与宗教性体验相结合。选堂在十一岁读蒋维乔《因是子静坐法》，后来学习过各种胸式、腹式与道、释的静坐法，学着每天打坐，并成为一生的坚持。选堂又通儒、通佛、通道，对佛教典籍和道家典籍有透彻了解，故能经常把佛道打通来进行精神境界的修养。我们有理由认为，饶公生命精神淬炼，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智慧。这种儒佛道的智慧之光，烛照着饶公的学术生涯、艺术生涯和文学生涯。

还要指出的是，饶公之好学还表现在无处不学，无时不学，他是走到哪里，便学到哪里。选堂游学五洲，使学识的边界不断延伸，视野不断开阔。所以他的学问世界中，既有儒佛道的深厚学养，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像海绵一样吸纳了但丁、歌德、济慈、尼采、巴斯加等巨人的思想营养。如他曾在富兰克福旧居感悟了歌德的“我既为一切，我当捐小我”以及教人“从高处着眼”的思想，从而写下了“小我焉足存，众色分纤丽。着眼不妨高，内美事非细。瞩目无穷期，繁华瞬间逝。持尔向上心，帝所终安憩”（《西海集·富兰克福歌德旧居用东坡迁居韵》）的深蕴哲思的诗句，表现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深刻感悟。

总之，选堂先生秉持好学的品性，以其精进不已的学习精神，参酌了古今中外的哲学和宗教，于是中西文化乃至中东阿拉伯文化都被他融会贯通，释藏和道藏的哲学智慧和宗教性的情感体验被他吸纳到心灵之海中，使他对人生、社会、历史、宇宙的观照充满了睿智，从而真正找到了安顿精神的方法，并油然养成了充盈澄澈、自由独立的人格。

一切之学问、修养、成就，都当由“学”开始。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经近六十年之学，而抵达“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成就圣人气象。饶公亦自幼即倾心于学，并凝结成“好学”的品性。在80多岁时，有人曾问他：您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根本原因是什么？饶公答曰：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之所以有一点成就，就是好学而已。此语足可与孔子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二十八章）对读。“好学”是美质之士最终成为圣贤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孔子在此乃是以自己亲身的经验道出了“好学”对于一个人成才的决定性意义。圣人之学，是学文、学艺与学道三大方面的融贯，饶公之学，亦是如此。在其学术人生中，他始终是把学问、艺术与人格之锤炼结合起来的，学问之道、艺术之道与人生之道的融贯，这是饶公的一大特质。1993年，76岁的饶公说过这么一番话：

五十年间事，真如一梦！自问学无所成，何足挂齿！只有一颗敢于锤幽凿险的童心和勇气，虽逾古稀之年，一谈起学问来，仍然兴致勃勃，可能是“不认老”的表现。我一向喜欢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索，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所谓“问题点”基本是周遭的因缘网交织围绕着，必须像剥茧一般逐层加以解开，蕴藏在底面的核心才有呈现的机会。超出问题以外，蠡测管窥来干寻宝的傻事，往往劳而无功，但有时亦会淡言微中。在治学上我主张要用“忍”的功夫，借佛家的语言来说，六波罗都可派上用场，没有“安忍”，便不能“精进”，“知慧”也许在这知识的苗圃茁长，这样逐渐培养出精神上的“自在”。不管别人的讪笑或称誉，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有些人问我如何去做学问？何以对学问死缠不放？我谨以上述数句作为回答。（郑炜明编．论饶宗颐[M]．香港：三联书店．1995）

这一番饶公的“自我言说”，与其少年时期即已养成的清静、独立、专注的精神气质遥相呼应，对于我们解读饶公的学术世界和文化心灵意义重大。要之，饶公之学，始终是与精神人格的陶冶与培植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在为学的同时，饶公特别注重养心立德，培养自在、独立的人格。“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饶公《偶作示诸生》中的这两句，就是对这种伟大人格的诗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