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船海

著名“打工诗人”罗德远最近出版新书《左眼长江　右眼珠江》。这是一本纪实散文集，汇集作为“打工诗人”的他的打工和写作的故事，以及作为一个群体的“打工诗人”的打工和写作的故事，还有其他各行在粤奋斗者所创造的劳动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春天的故事”的一部分，或是说，见证着“春天的故事”。

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认为就是讲述包括作者在内的“打工诗人”故事的篇章，包括《访谈：青春、疼痛与梦想》《“打工诗歌”诞生记》《左眼长江　右眼珠江》等。

“访谈”是《诗刊》老编辑孙文涛与罗德远所作的一个对话，这是孙文涛“大地访诗人”系列之一，“访谈”揭示了“打工诗歌”为什么成功，兼及罗德远的个人故事，他的一些代表作诞生的打工背景，相当于“打工诗话”。《“打工诗歌”诞生记》是一篇长文，讲述几位“打工诗人”初次来粤时期相当于苦难、几近于传奇的打工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热爱着文学和诗歌并执着于写作的。《左眼长江　右眼珠江》相当于罗德远的个人传记（半生的），讲述他从长江之滨四川泸州，从一位农村文学青年到珠江之畔，成为著名“打工诗人”并在广州增城安家落户立业的成长变化，其中内容仍与“打工”“诗歌”密切相关。

以上访谈和故事，此前我在一些报刊零星读过，这次重温，仍如新读，更加感到这是真实、朴实、有价值、可流传的文本。其中主要由罗德远等一批在珠三角“三来一补”工业区打工的内地农村文学青年一手创作、一手发起的“打工诗歌”，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诞生了罗德远、许强、张守刚、徐非、郑小琼等一批优秀诗人，也诞生了柳冬妩、马忠这样的评论家。由“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伤者写其疼痛、梦想者画其光明”的打工人自己抒发、抒发自己，并通过创办民刊的形式自己推出、推出自己的“打工诗歌”，早已在中国的诗歌殿堂插上一面昂扬的旗帜，书写了中国劳动文学的新篇章，成为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肌体上不可分割的一块肉、一块骨。静言思之，我认为这是旷古未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打工诗歌”既有价值，那么关于“打工诗歌”的“诗话”、个体记忆、群体经历，那一首首诗作诞生背后的故事，就一样具有价值。“打工诗歌”的创作者，同时都是打工者、一线劳动者，他们是“打工诗人”群体中的一员，同时也是打工人中的“这一个”。他们的故事，关乎文学，也关乎打工，他们左右逢源地珍存着改革开放后的一段国史。他们已经向公众奉献了“打工诗歌”，他们的打工故事，能够更好地让公众理解他们的诗歌。这是独特的诗歌和“诗话”，也是为“春天的故事”留下的别样的见证。当然，本身也是“春天的故事”的一部分。

我们应当留心，一种有意遗忘过去的倾向。即是说，我们习惯于用辉煌的媒体语言去解读、修改和过滤一切事物，并粗暴或不经意地抹去个体记忆的权利，特别是那些所谓“阴暗面”、不够“正能量”的故事。这，显然不是一种健康自信的态度。回忆春天，并不避“倒春寒”，更有讨厌的“回南天”，甚至还会发生洪涝灾害，这并没有什么错误，春天给人鲜明的印象到底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还是“南国木棉红”，并且“倒春寒”“回南天”等，也是春回大地万物生长的别样见证。这别样的见证，甚至是更可贵、更有价值的，因为其真实、朴实，更因为其稀缺，让被修改的历史再被修改过来。

基于以上比喻，我认为罗德远的《“打工诗歌”诞生记》等文章值得我们阅读和铭记。他所记下的那些故事，他的和诗友们的离奇遭遇和柳暗花明，我读了很多遍，每次同他见面，他还会详细聊起这些经历，但我仍视同初闻，认真聆听。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也不只是“打工诗人”们的故事，更不只是打工人的故事，这也是“春天的故事”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故事”的别样篇章。

我还发现，关于“打工诗人”们的创作故事，目前还不多。罗德远只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已。期待着他有更全面的文章，也期待着其他作者接续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