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水平

“今天下郡县，无有无学之处，而人才之生，或有焉，或无焉，或间有焉，不能一一皆齐。而东莞人才之盛，独甲于岭南，则夫异时储积所得，教道所成，以为国家用者，不独在一时，且将流于数世之后，则范君报国之心，宁有既耶。”这段出自明代理学名臣丘濬的话，是东莞自宋元以来名人辈出，明清尤为兴盛誉满岭南的有力证明。

正在东莞展览馆热展（展出至8月18日）、同步在石龙巡展（展出至7月15日）的“一方山水一方人——莞邑名贤文化展”，以群像展的形式，对东莞“岭南人才最盛之处”的美誉予以生动回应。

打开一个展览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曾在“新时代明伦堂”文博主题讲座中详细介绍了“民国时期在京东莞学人群体”，以小见大，为大家了解莞邑名贤打开一扇新窗口。

一起来看看——那些年，一群熠熠生辉的在京东莞学人。

东莞会馆：

在京东莞学人聚集地

千年莞邑，人杰地灵，代有英才。近代以来，更是人才鼎盛，东莞学人群体，名噪一时。刘志伟认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莞学人在京城学术界的活跃，是在近代以后广东学术文化崛起大势的背景下出现的。彼时，聚集在北京的广东学人已经形成一股南方势力。

科举时代，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住在哪儿？这就不得不提到与赶考密切相关的会馆。当年，不少赴京赶考的举人家境贫寒，住不起旅店，于是就出现了供本乡举人栖身暂住的会馆。这些会馆多由全国各地的在京士绅、官员等筹资或捐资设立，也作为在京乡人聚会联谊之所。及至清代，京城会馆更多，各地在京几乎都有会馆，东莞也不例外。

在北京，东莞会馆还曾有老馆和新馆之别。位于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由东莞先贤邓蓉镜（清同治十年进士）于1875年经手购置，原为明末抗清将领、“岭南三忠”之一的张家玉故居；位于上斜街的东莞新馆始建于1910年，由东莞清末文探花陈伯陶经手购置。两座会馆均系东莞明伦堂出资购置的公产。由此可看出，东莞明伦堂在支持在京东莞学人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莞籍学生和教职员还曾在新馆成立“北京东莞学会”“留京东莞学会”。张伯桢、伦明、容庚、容肇祖等东莞学人，都曾在东莞会馆（包括老馆和新馆）居住。

进入主流：

在京东莞学人的学术活动

“东莞学人在京的学术活动均直接进入当时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主流。”这是刘志伟教授概括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京东莞学人的特点之一，并在讲座中以伦明、张伯桢、容庚、容肇祖、容媛、张荫麟等东莞学人的学术实践及成果进行了详细讲解。

以伦明、张伯桢、容庚、容肇祖、容媛、张荫麟等为代表的在京东莞学人群体，在版本目录学、法学、古文字学、金石学、考古学、民俗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卓有建树，并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罗振玉等学术界大咖多有交集，备受推崇。

“荫麟生而有幸，及时亲逢学问盛世的文化滋润，并能以新秀的身份参与其间……荫麟又直接生活在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胡适、陈寅恪、吴宓、傅斯年、钱穆、顾颉刚（其中最年轻的，也比荫麟长十几岁，均属老师辈）等一群知名学者相互辉映的人文光环下，如鱼得水，遨游自如，才有了上面‘少年英发’动人的一幕。”历史学家王家范在《张荫麟〈中国史纲〉导读》中如是写到。

史学奇才张荫麟是经济史学家汤象龙、历史学家吴晗倡议成立的学术团体“史学研究会”成员之一。1934年，容庚与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邵子风、商承祚等人发起成立“金石学会”（后改名为“考古学社”），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等东莞学人均是考古学社成员，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社团组织。

容家三兄妹——容庚、容肇祖、容媛均曾参与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调查（和顾颉刚等人），这一具有开拓性的田野调查，被认为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历史学走向民间的道路。

探索新学：

东莞学人引领近代学术转型

“东莞学者杰出代表的学术道路都是在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上，出入旧学，探索新学，引领近代学术转型。”刘志伟教授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京东莞学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伦明、张伯桢、容庚、容肇祖、容媛、张荫麟等东莞学人均出生于晚晴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旧学影响，如伦明曾参加科举考试，入读京师大学堂。及至近代，在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文化中心北京，这群在京东莞学人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一生致力于图书文献事业的藏书家伦明，在继承中国藏书传统的基础上，推动传统藏书向近代化转型，并推动近代模式的中国古籍图书体系的建立。伦明藏书不嗜宋崇古，重视清代、近代书籍收藏，注重藏书保护与修复，不对藏书钤印，主张藏以致用，为学术研究服务，主张藏书捐公，并提出了系统的版本目录学理论体系。

《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著作，成就了容庚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字和青铜器物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更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由传统金石学向现代文字学考古学转型奠定了基础。

文史哲兼通的容肇祖，在民俗学、哲学史、思想史研究领域皆卓有成就，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拓者之一，其代表作《明代思想史》是一部拓荒性的断代学术思想史著作，被学界誉为“里程碑式著作，断代哲学史的典范”。

许冠三：“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钱穆：“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李埏：“荫麟先生是我国科技史早期研究的先驱。”……从这些史学名家的评价中便可看出张荫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其代表作《中国史纲》备受学界推崇。

周氏家庭：

崇商重教，香港续写传奇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东莞正式启动“一方山水一方人——莞邑名贤文化展”全市巡展。首站走进桥头后，第二站来到“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石龙，目前正在展出中。

石龙面积虽小，全镇土地面积13.78平方公里，是东莞最小的镇街，但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石龙作为著名商埠，与广州、佛山、顺德陈村一起被誉为广东“四大名镇”。

近代以来，石龙人才辈出，史学奇才张荫麟即是石龙人，周少岐家族则是从石龙走出去的名门望族，曾是香港“四大家族”之一。

据《石龙周氏家谱》记载，周永泰1830年出生于常平屋夏（即今天的桥梓村），后经商迁徙到石龙。香港开埠后，商贸日益活跃。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周永泰携妻子李氏一同移居香港。周永泰初到香港时“筹办冠婚丧祭所用之器具”，其后稍有积蓄，“又从事于制造金银首饰之业”，经营有道，获利更丰。

周氏家族发迹的关键，除周永泰打拼多年奠定良好的根基外，还与周永泰夫妇对教育的重视密不可分。周永泰夫妇极富远见，让诸子各有专攻，学贯中西，修读不同语言与学科，以达到互助互补的目的，促进族人多元发展，让家族得以持续发展壮大。

在周氏家族中，周少岐、周卓凡、周峻年、周锡年等在香港的地位崇高，影响巨大，一举将家族推向发展高峰。尤其周少岐求仕经商并举的发展模式，更是其家族发展的一个标榜。

历经兴衰起落，周氏家族如今在香港的名声虽不复当年，但其家族的传奇，对香港经济、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注定载入史册，周氏家族身上体现的“厚德务实、敢为人先、热心公益、爱国爱乡”的莞商精神也永远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