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石岭
老屋是从心里抽出去的丝。老屋疼的时候，心就会疼。
我10岁的时候，我家建了新房。我是渴望去新房里又极渴望住在老屋里的。作为一个敏感的乡村少年，我向往新房的一切新鲜的东西，但我更迷恋老屋，老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像情人的一切。
我小小的心的世界，有一个情人的世界。
一
老屋说不出是什么结构。三间房子，像一杆手枪，每一间都不同大小，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称之为卧室的那间房，竟然比另外两间房的地势低很多，大概是因地制宜，从这间房的后门出去，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池塘，地势慢慢地低下去了。房长长的，头对头放下两张床，还是长的。这似乎正合了我的意。我的心里，总是喜欢那狭长狭长的东西，比方火柴盒，我在很多宾馆里发现那种狭长的火柴盒里装着长长的火柴，我总要欣喜若狂，以至于要拿着那长长的火柴，爱不释手地看好久。
最小的房间像一间黑屋子。没有窗，曾长期兼做厨房，屋子被熏黑了。从这间房出去，是一个沟凼，这是湖南农村常可见到的，沟凼平时用来倒污水，种田的时候，又可以用来做肥料。沟凼其实很小，但小的时候，我总认为很大。老家故了老人，送老人上山（抬去坟山），我家门前的路总是必经之路。棺木一般是八个精壮男人并排抬，路又很窄，这沟凼经常就成为一道天险。因此，每次故了老人的棺木经过我家门前，那步子就要迈得格外小心，一不小心，人就会掉下去。
这沟凼竟是我的乐园。
沟凼里竟有小生物，红红的小小的一条，在污水里扭着身段，跳着舞。我拿一条小棍去逗弄它，它却全然不理，依旧扭着身段，像个小小的女人。沟凼里有时还有蝌蚪，也是小小的，摆动着尾巴，我也拿棍子去拨弄它，它也不理，这边挡住，它往那边游过去。因为水脏，终究不敢，而终究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蝌蚪还是更小的其他的生物。
父亲总是说，这沟凼很深，不要在沟凼边玩。父亲还说，以前就有人掉下去过。父亲的说法显然引起了我无限的兴趣，我一直就想知道，它到底有多深，人掉下去了会怎样？这么想着，一边恐惧着，一边就有了小小的冒险的刺激。
一天下午，我又在想着做那件冒险的事。终于找到一根比自己身高要长很多的棍子，兴致勃勃地往沟凼里插。沟凼里有很多东西，腐烂的树叶、菜叶、稻草，棍子怎么也插不进。一时兴起，我索性拿棍子将这些黑乎乎的东西搅起来，又缠在棍上，一不小心，将棍子一扬，那些脏东西就往前飞去。
此时，我的堂伯母，正坐在沟凼前一个石墩上做针线活。那一串黑黑的东西，准确无误地打在了堂伯母的身上。小小的我，当时不知道我家的关系与堂伯母家的关系并不好，而我这一“挑衅”行为，直接使事态升级，外交部门式的忍让、警告及提出严正抗议，在那时的农村统统都无用。堂伯母当即发飙，认为我一个小孩子这样有意挑衅，一定是大人背后指使。母亲出门来，正准备去哥哥读书的学校开家长会。听到堂伯母的咒骂，母亲立即奋起回击，当即两国边界硝烟弥漫，我吓坏了，丢了棍子赶紧灰溜溜地逃回屋去。从此，我不敢随便走出那扇门。
很多年后，我也有了小孩。好几次，我问儿子，是否记得小时候的某件事。儿子总是一脸茫然，什么也记不起来。儿子很哲理地总结说，三岁以前的事他都不记得了，所以，三岁以前都是我们帮他过的。而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件事，记得那个下午，甚至依稀记得那个下午母亲和堂伯母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我手中的那根棍子还依稀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根据儿子的总结，我那时大概也应该在三岁到四岁之间吧。这么说，我的记忆是从一场吵架开始的。
很多年后，我回老家。堂伯母已经作古，两家的矛盾早已化解。经过老屋，我特意去看了那个沟凼。沟凼早已被填平了，而它竟然是这样的小，还没我办公室里两张办公桌那么大。我站在边上，很失望，迟疑了很久，想用脚去量量，但终究没有。
走过了，我又回头，又看了很久。
从什么时候起，故乡的一切不再是儿时那么大了？故乡的老人，却还总是儿时的那个老人。
二
我上学了。
上学后，老屋出入的门就改了。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几个工人正将另一间房的墙上挖开一个门洞，父亲在边上忙碌着。原来那扇通往伯母家的门彻底关上了。我的生活从此打开了另一扇窗。
老屋原来出入的门对着的是一条长长的巷子，没有太阳的时候，光线总是不充足，到了晚上，更是黑洞洞的。要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一定要跑出去，村里的故事从来不会跑到你眼皮底下来。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开门的方向不一样了，生活的精彩就不一样了。后来我常常想过这个问题，你家的门开向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同样，你心的门开向哪里，你的世界也伸向了哪里。
新改的门正对着的是一片开阔的地方。门前很多大树，树上有鸟窝，麻雀、喜鹊整天叫个不停。春天来了，燕子也迎门而入，在屋里盘桓一圈。早晨，卖豆腐的、卖肉的、挑水的，在门前经过。卖豆腐的叫着“捡豆腐呃”，就有很多人家拿碗出来了。挑水的女孩高声地唱着歌儿，都是革命歌曲。挑水的要是换了哪个单身汉，就会有另外的趣味，他挑着水一路而过，也高声吆喝着“捡豆腐呃”，三三两两就有人拿碗出来，结果发现上当受骗了，笑骂一句“捡你娘的豆腐”。傍晚，收工的时候了，大人们背着犁、扛着耙往回走，小孩子放了牛往回赶，牛奔跑着，小孩子在后面拼命吆喝着；有人在对面的山上骂起了娘：“哪个汽车压死的火车錾死的偷了我的红薯，偷他娘的B吃了拉屎打标枪（拉肚子）。”马上就会有另外的骂声相呼应：“哪个天杀的，桃子刚刚长出毛毛来就偷去吃了，吃了生了小孩不长屁眼的。”声音随风远远传来，却没有人当作一回事。整个村子都活了起来。
这是我以前一直盼望的风景，整个生活里充满了鼓噪和欢乐，每天都像节日一样。这是以前那个门里看不到的风景。我开始通过这扇门看世界，我的童年，在这扇门里充实和丰盈起来。
我们那个地方，双峰方言叫作林家大屋，但除少数几户杂姓外，几乎全村人都姓邓。我很奇怪，问父亲，父亲说，正确的说法应该叫作“龙江堂”。父亲的这一说法后来我在村里公用的大厅屋里得到了证实。大厅屋前面方方正正就写着三个字“龙江堂”。可我更疑惑了，我们也不姓龙，怎么就叫作“龙江堂”，再问父亲，讲了很多，讲到几世祖在哪里，几世祖又有几兄弟，哪一房又在我们这里繁衍下来，父亲讲到这些，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房一房数下来，可我却完全没这兴致了。后来读多了武侠小说，我对这三个字的想象，更多的是月黑风高、黄沙漫天，龙江堂堂主杀人越货，迅速成为当地一霸，堂主有个漂亮可爱的女儿，我，一落魄书生，某夜借宿于龙江堂。这么一想，心里竟激动起来。
按下“龙江堂”三个字不表。史载，清顺治五年冬，明将马进忠、牛万才等自常德溃退双峰县境，翌年春，清兵追讨，时退时进，拉锯境内，造成“千村血洗，万灶烟寒”，加之疫病流行，死者无数，十室九空。对于村庄的历史，我乐于知道且能够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在“万户萧瑟鬼唱歌”的某一天，有一支同样衣衫褴褛的队伍，从遥远的江西，停停顿顿，来到了这里。依旧，娶老婆的娶老婆，生孩子的生孩子，慢慢，鸡鸣狗吠，炊烟袅袅，一个村子又有了人烟有了满地跑的孩子。我，就是其中一个满地跑的孩子的后代。在想象中，我还原着我那个祖先的音容笑貌。
我的父亲五兄弟，大概是摊上了一个没用的父亲，7岁时，父亲过继给奶奶，来到了“龙江堂”。而此前，父亲的一个哥哥也过继到了同一个村。我们那个生产队，有一个五兄弟的，三个四兄弟的，还有两兄弟的，再加上像我父亲这样的几个单打独斗的，就组成了一个生产队。那时中国农村的任何一个生产队，恐怕都是由这样的兄弟组合而成的。于是，就有了家族利益，有了你争我斗，有了一幕幕故事惊心动魄地上演。
我小时候很安静，不淘气，我就这样，在那个门前，看着听着很多故事：谁家男人打老婆了，谁家与谁家婆娘直接在田里干了一架，谁家与谁家直接脱了裤子骂娘了，谁家小子拉了一泡尿在谁家的水缸里了，谁家女子读书得老师表扬了……长大后，我读了很多小说，读着就会笑，想，这不就是我们那个村吗？这讲的不就是某某和某某吗？
后来我明白了，全中国的农村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村里。
三
开了一扇门，就打开了一扇门的欢乐。
最欢喜的，是春节时的欢乐。
过了腊月二十三，年味就浓起来了，尤以家家户户做糍粑达到高潮。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每次谈话的中心都是糍粑。包括谁家里准备多少斤糯米做糍粑，起初都是20斤、30斤，慢慢地，包产到户以后，家家都有充足的糯米，竟然就有人做到了50斤，竟然就有人做到了80斤，竟然就有人做到了100斤。每听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喜悦，即使这样的富户人家不是我家里，但这里自有期盼的欢乐。心里就有无数的欢乐被鼓动起来，日日盼着父亲去碾糯米。然后，井边、河边都飘着妇女嘻嘻哈哈的笑声，雪白的糯米把一年的辛苦全淘洗掉了，家里所有的盆啊、桶啊都被利用起来，将糯米浸泡两天两夜。然后，父亲就张罗着准备蒸糯米的甑，计划着和谁家里一起做。那时，饭桌上商量的是这件事，睡觉前讲的还是这件事。男人们见了面，不再问“吃饭了吗”，而是问“今年做多少斤米啊”。做得少的自我解嘲：“唉，我家那几个对糯米食不喜欢。”又说：“我一个春节都吃不了一个糍粑。”做得多的就会意一笑，说：“其实也只有这么好吃，想起好吃而已。”又说：“还不是那几个小孩子淘气，今年就多做了一点。”假如偏偏还有不识趣的多嘴的第三者在场，就又要追问两家到底做了多少，又抢着说谁家只做了多少，这糯米还是借的，而前年跟自己借的糯米还没有还呢。这言语，斗智斗勇不留痕迹，用家乡的方言讲起来，韵味就无穷，听起来，高低立现，辛苦了一年，这点优越感，比天天吃肉还来劲。
终于要开始做糍粑了。小孩子早已在一起交流心得了。整个村子里，都飘着糯米的香味。我们家在村里算是外来户了，就自家那点糯米，当然是要和人家合起来做的。首先是没有工具，父亲好不容易置了甑，但要用的东西还很多啊，最重要的是糍坑，糍坑是大理石做成的石臼，一百多斤，中间凿空成半圆，平时不用，口朝下放在屋前。要做糍粑了，男人们将糍坑翻了过来，马上有巧手女人过来，将糍炕洗得干干净净。两个男人，用两根扁担，放在糍坑的两个角下，一、二、三，起！将糍坑稳稳当当地抬了起来，放在了厅屋中间。灶屋里火早已烧得旺旺的，糯米的香味越来越深了，妇女们奔走着，男人们吆喝着，小孩子不停地在厅屋与灶屋里穿个不停。终于，蒸好的糯米热腾腾地倒进糍坑里，男人们高高地举起用檀木做成的木棰，一边喊着号子，一边轮流砸，一边又还讲着半荤半素的话，直至将糯米砸成非常粘手的米泥，再一声吆喝“起”，整个一团被砸成团的糯米被两个木棰拱起来，放到了早已准备在一旁的盘箕里。女人们手上早已抹好白白的米粉，几个人扑了上去，用力揉成长长的，再掐成一小团一小团，又有巧手女人，将这一小团在手里揉，揉得圆圆的。男人们是不屑于干这活的，男人们出了力，站到一边抽支烟，又开始砸新一锅的糯米。
然后就是小孩子的戏了。厅屋前，两张大方桌早已准备好了，铺上了白布，抹好了粉，一个个糯米团子整整齐齐地间隔码放在一张方桌上面，一个大孩子拿着装了粉的纱布包，急不可耐地在每个糯米团子上点一下，这样撒下一层粉来，做出的糍粑和布就不会粘在一起了。另外一张方桌被抬起来，两块桌面重叠在一起，一呼啦，十来个小孩就争先恐后地爬上方桌，用力踩。过年了，过年了！
我们家建了新房后，父亲置的两件重要的家具就是一个笨重的糍坑，一对真正檀木做的木棰。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因为物质的丰盈，家乡过春节时早已不再做这种手工的糍粑了，我一年到头也真的吃不了几个糍粑了。每次回老家，看到孤零零地放在屋前的那个糍坑，心里就涌上无限亲切，总想把它搬过来看看。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不知在那笨重的石头上是否也留有岁月的痕迹，不知那上面还有年味几多、乡音几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