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过常宝
《史记》中的伍子胥是一个典型的复仇者的形象，其个性之坚忍不拔、卓绝超人，读之令人不寒而栗、唏嘘难忘。
故事起因于奸臣争宠。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伍奢是个忠臣，而少傅费无忌则是个奸臣。楚平王派费无忌为太子建娶妇于秦，见秦女美丽，费无忌遂怂恿平王自己娶了秦女。费无忌也因此得到了楚平王宠爱，离开太子来到平王身边，但他又担心太子继位后会记恨而处死自己，就在平王面前造谣说太子建平时常发牢骚，有造反之心。楚平王听信谗言，于是囚禁太傅伍奢，并派人杀太子建，太子建逃亡到宋国。费无忌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要诛杀伍奢父子。
一、抉择
伍奢听到这个阴谋后，说：“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伍员即伍子胥。所谓刚戾，指性情强硬、凶狠；忍訽，同忍垢，也就是能隐忍耻辱。按伍奢的说法，伍子胥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心狠，为达到目的，可以忍受一切。那么，这里的心狠首先是对自己狠，所以，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隐忍”二字，忍常人所不能忍，包括道义上的缺陷和愧疚。道义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当它和生命发生冲突时，有人可以为道义而舍弃生命；也有人为了保全生命，不得已而违背道义，终生背负着罪责的重担。这两种人社会评价有高低，但都可以理解。伍子胥显然不是这两种人。他性情刚戾，认同复仇为生命的唯一目的和最高价值，所以，他可以漠视宗国感情等道义方面的巨大缺陷，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复仇的动力，这就是“刚戾忍訽”的含义。“仁”与此相对，它认为道义价值至上，不能容忍丝毫的玷污，所以，宁可献出生命也要保持道义的完美。这就是伍尚。兄弟俩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有着完全不同的面对世界的姿态。仁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忍，看起来是被动的姿态，却时刻准备爆发，有着更加巨大的能量。
楚平王宣言：“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兄弟俩都能认识到这是一个骗局：不去，父亲独死；去，父子俱死。理性的选择就是逃亡。但这里存在一个道德的困境：结局无论如何有多么确定，在它没有成为事实之前，总还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而“仁”作为一种道义价值，就要对这个可能性负责，而且，越是渺茫的可能性，越能显示“仁”的价值。也就是说，伍尚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道德的困境，如果他选择逃亡，那么可能性将使这个逃亡带上抹不掉的瑕疵，因为仁者有着理想主义的道德追求，所以不能容忍这个瑕疵，于是，他选择了与父俱死，以逃避这个瑕疵。但这个选择，正是阴谋者所希望的，它会破坏社会公义，造成社会罪恶，所以伍尚同意弟弟伍子胥逃亡、报仇。另一方面，伍子胥选择逃亡，这是他刚戾忍訽的性格决定的，但他并没有坚决地阻止哥哥去死，这说明道德瑕疵、道义责任，对伍子胥也有一定的压力。我们可以将伍尚看作是伍子胥的另一半，这一半的牺牲，在免除了自己的道义负疚外，还增加了报仇的力量和理由。所以，兄弟两实际上完成了一次人格分工，它使得伍子胥成为一个毫无压力的复仇者。伍奢说：“楚国君臣且苦兵矣。”预言了一个充满力量的复仇者的诞生。
二、隐忍
伍子胥由此逃亡，投奔身处宋国的太子建，又跟着太子建从宋国流落到郑国、晋国。太子建要恢复自己的地位，伍子胥要为父兄报仇，这都必须借助其他诸侯国的力量。而晋国有这样的能力，但晋国给出的条件是让他们回到郑国作为内应，他们答应了。这是一个非常尴尬、无礼的要求，因为郑国对流亡的太子建非常友好，答应晋国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负义行为，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无耻；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那就得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也就是内疚。我们相信，伍子胥肯定能意识到这是种负义行为，但相较于自己的复仇愿望来说，这种由负义导致的内疚感必须被忍受和克服，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隐忍”。太子建被郑国人杀了后，伍子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往吴国逃亡，在昭关遇险，幸遇渔夫搭救，伍子胥解剑赠渔夫被拒绝，于是带着他人的恩惠继续逃亡；路上生病，还乞讨，这才到来吴国，可谓千难万险。这所有的一切，对于当时的一个贵族来说，都是负面体验，都是要隐忍的。
更大的隐忍发生在到了吴国之后。吴楚两国有着利害冲突，伍子胥希望借用吴国军队来为自己复仇。当时吴国军队的主要将领公子光是一个志在王位的野心家，于是，伍子胥经过权衡，决定先帮助公子光实现自己的野心。这里包含着双重的隐忍：一是必须暂时放下自己的复仇计划。当伍子胥劝吴王僚继续进攻楚国时，公子光对吴王说：“彼伍胥父兄为戮于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雠耳。伐楚未可破也。”也就是说伍子胥怀有自私的目的，不可相信，所以，为了获得吴国君臣的信任，伍子胥必须暂时放下自己的复仇计划。二是伍子胥从公子光这段话中认识到，自己急切复仇可能妨碍了公子光的计划，所以他必须主动帮助公子光尽早实现弑王篡权的野心。而主动参与到吴国的篡弑行为，显然是个不道德的行为，它所要承担的道义的压力，要比被迫到郑国去做内应要大得多。所以，伍子胥将刺客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后，就主动隐退，这里就有逃避道义压力的因素，当然，退隐还能说明伍子胥的“隐忍”，已经更具谋略、更为深沉，是“刚戾忍訽”的一个新境界。
做内应、乞讨、参与弑君，在这些行为中，伍子胥作为一个贵族能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耻辱和内疚，但为了复仇，他将这些负面的情感或道义体验都“隐忍”了，并专移到“复仇”这个目的之下，为复仇增加了砝码和动力，这些都将会在复仇行为中得到偿还。此外，“隐忍”，将事件的道德评价转化为意志评价，也就是说，伍子胥在隐忍过程中，最终所感受到的是自己意志的强大。这一点对他完成自己的复仇和完善自己的人格，有重要的意义。
三、复仇
公子光利用专诸刺杀吴王僚后，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庐。对于吴王阖庐来说，伍子胥的复仇情绪已经不再是个威胁，而是可以利用的利器，于是召伍子胥为行人。而对于伍子胥来说，他的复仇计划至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消除吴王阖庐关于自己一心报仇、无视吴国得失的疑虑，伍子胥让自己的复仇计划平稳渐进地进行。先是拔舒，取六与灊，再破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到了第九个年头，吴王阖庐提议进攻楚国的首都郢，伍子胥与孙武则建议联合唐、蔡这两个小国伐楚，此时，伍子胥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复仇者。吴军五战而攻破郢，此时，楚平王早已死去，他与秦女所生的儿子被立为楚昭王，父债子偿，但楚昭王在城破时也逃走了，于是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引敌入国，破城掘墓，鞭尸三百，这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复仇行动，其中既有巨大的仇恨，更有深沉的隐忍。在父兄死后的这些年里，伍子胥就是以复仇者的姿态生存着，这痛快淋漓的三百鞭，为这一姿态画上圆满的句号，使其完整而实在；同时，伍子胥被压抑十数年的愤懑之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此刻，他拥有一个完整而纯粹的人格形态，体验到激情澎湃的人生巅峰状态。
在这个事件中，还有两个人物值得一提：怀和申包胥。怀是楚国人，其父曾为楚国令尹，因为无礼而且贪婪，被楚平王杀了；当楚昭王跟着怀的哥哥郧公逃到自己的属地时，怀很得意地说：“平王杀我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看起来要进行一场平等的复仇，有点类似伍子胥，但比起伍子胥不顾一切的疯狂精神来说，怀的复仇更像是一个游戏，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可以从侧面映衬出伍子胥的价值。
申包胥曾经是伍子胥的朋友，伍子胥在逃亡之前，曾对申包胥表示一定要灭了楚国，而申包胥也表示一定会拯救楚国。等到伍子胥破城鞭尸后，申包胥派人对伍子胥说：“子之报雠，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道之极乎！”伍子胥回答说：“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申包胥认为伍子胥的复仇是不对的，违背了君臣国家的观念，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此外，他认为伍子胥的鞭尸行为太过分，是“无道之极”。从他早年的话中，我们知道申包胥有维护楚国的意志。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不劝阻伍子胥灭国的念头，或干脆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阻止伍子胥呢？反观伍子胥也是如此，他解释说自己“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也就是我身处绝境，不能以礼来苛求我，复仇是不得已，并表示了对申包胥的歉意，也就是说，伍子胥并不反感申包胥的指责。结合他们早年分别时的话，我们得到一个奇怪的结论：爱国者申包胥和叛国者伍子胥，他们之间有着相互理解的关系，申包胥并不阻止伍子胥的灭国，伍子胥也不阻止申包胥的复国，这仿佛是一种早就缔结好了的约定，在这个约定中，楚国成了一个舞台，大家可以轮流表现自己的意志。申包胥派人指责伍子胥，只是向世人宣告：下面该轮到我了。所以，申包胥复国和伍子胥复仇在成就个人人格这一点上，并无什么不同。
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
在秦军、楚军的轮番攻击下，再加上吴国内乱，吴军撤退，楚昭王终于回到了郢都。
伍子胥复仇虽然有其自身的逻辑，但破国鞭尸这一极端行为，还是动摇了传统价值的基础，司马迁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应该是怀着复杂的心情的，既有对其意志和人格的崇敬，也有对其破坏力的恐惧，而申包胥这一形象和立秦庭而哭这一复国情节，就是针对自己焦虑心态的一个补救措施。
四、回光
吴楚之战后，吴国的主要敌人成了越国。吴王阖庐被越军射中，伤重而死。夫差继位，刻苦备战，两年后大败越国。越王勾践派人贿赂吴国太宰伯嚭，希望求和，吴王夫差在伯嚭的怂恿下，同意勾践求和。伍子胥告诫夫差说：“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所谓“能辛苦”就是指能够含辛茹苦。当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食不重味，吊死问疾”，目的也是为了积蓄力量向吴复仇。也就是说，勾践也是个“刚戾忍訽”的人，伍子胥对这样的人有着天生的敏感，所以将其看成是心腹大患。吴王决定转而伐齐，伍子胥竭力进谏，认为吴国的头号大敌是越国，应该集中精力先对付越国。
吴国第一次伐齐取得了胜利，所以，吴王不再听信伍子胥了，当吴国准备在越国的协助下准备第二次伐齐时，伍子胥仍然坚持要先灭越，其结果可想而知。伍子胥认为吴国灭亡指日可待，就将儿子送到齐国避祸。他的政敌太宰嚭得知此事，就在吴王面前进谗言说：
“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
所谓“刚暴少恩”，是指性格刚烈，手段残暴，心肠冷酷；而“猜贼”指的是多疑而残酷。太宰嚭固然是政敌，但他认为伍子胥“刚暴少恩”“猜贼”，应该能得到朝野的认同，破郢鞭尸之事可以证明这些特点。说他“怨望”，指的是有仇必报，怨恨之心重。鞭尸之后，伍子胥虽然没有了仇人，但他多年养成的人生姿态不可能一下改变，这使他成为一个异类，并且使周围的人担心或恐惧，所以，当太宰嚭用这些来解释伍子胥的政治劝谏时，再加上伍子胥儿子在齐这个事实，很容易使吴王相信伍子胥有异心，于是赐剑自杀。
伍子胥在家仇未报之前，意志坚定，而且充满了智慧，也能赢得吴王的信任；而一旦他大仇得报，他用十数年的人生目标和积累起来的生命动力也就突然失去了，唯一“怨望”的姿态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并给他人带来威胁，因此也就得不到吴王和大臣们的信任，他的生命力开始衰退，行事不再周密，不再有力量，送儿子到齐不但是明显授人以柄，而且似乎是承认了自己无能为力。可以说，在与太宰嚭的斗争中，他彻底失败了。
吴王赐剑令其自杀，又将其从颓废中拯救出来，他看着寒光闪闪的属镂之剑，说：“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这是伍子胥在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之后，生命力衰退之时，又一次找到了复仇的对象，于是，已经潜藏在岁月深处的“刚戾忍訽”的生命意志之花，再一次绽放，一个萎靡的生命顿时绽放出勃勃的生机，光芒四射，充满了人格的魅力。这一次，复仇将以特殊的方式进行。他对舍人说：“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以死。”
“可以为器”，指的是可以为棺材，它将埋葬吴王。这一遗嘱，是复仇之神在冰冷的剑刃上向伍子胥发出的呼唤，也是伍子胥又一次的复仇宣言，他以自己的生命诅咒吴国灭亡，并要以生命的参与，来见证复仇的成功。最后的死亡，挽救并再次成就了一个复仇者的伟大的人格，是复仇者的回光返照。
此刻，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柄寒光凛凛的复仇双刃剑。
五、总结
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说：“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司马迁的意思是说，迫害，能够激起人沉潜在本能中的巨大的复仇力量，所以不能迫害他人。他还说，如果伍子胥讲求“仁义”，就会死得毫无价值，相比较报仇雪耻来说，“仁”不过是小义，只有报仇雪耻之人，才能名垂后世，而要想完成报仇雪耻，则不能不隐忍，只有刚烈之人才能“隐忍”，这就是伍子胥的人生价值。司马迁这样的感慨，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先秦直到汉朝，儒家对血亲复仇持有高度赞同的态度，《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这是宗法制度的内在需要，有一定的合理性；二是司马迁身受迫害，忍辱负重，下意识里渴望报仇。正是这些原因，尤其是后者，使得司马迁能用巨大的生命激情塑造出伍子胥的形象，这也是司马迁的一次复仇行动，因此，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如李景星所云：“《伍子胥传》以赞中‘怨毒’二字为主，是一篇极深刻、极阴惨的文字。子胥之所以能报怨者，只在‘刚戾忍訽，能成大事’，偏于其父口中带出，正见知子莫若父也……而太史公满腹怨意亦借题发挥洋溢于纸上，不可磨灭矣。以伤心人写伤心事，哪能不十分出色！”（《史记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