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玉柳

闲来无事，天气又异常寒冷，坐在电脑旁手都发抖，随意翻看过去的旧东西，看到《“老而不止”论》一文，其文之幼稚，其论之浅薄，竟令我暗自发笑。唯题材尚有可取之处，于是，来了雅兴，居然不畏惧临窗之严寒，手之哆嗦，拿来《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乱翻了一通，在488页找到欧阳修“老而不知止”的原话。是这样的：王曙任西京留守，对欧阳修极为赏识、看重；但是，欧阳修本人饮酒、游玩没有节制。对此，王曙谆谆告诫，“常厉声谓修等曰：‘诸君知寇莱公晚年之祸乎？正以饮酒过度耳。’”我们都知道，欧阳修学识是非常渊博的，对前朝的那一点子事，当然也是很清楚的，他顶嘴说，寇准之祸不在酒，而在他“老而不知止”。所谓“老而不知止”，当然是贬义，批评寇准到老还不知道进退，待在官场上不肯离开。那个时代，没有退休的制度，不像现在部级干部到了65岁也要退下来，再高一级的官员也要退休。因此一般官员都是活到老，干到老，活到死，干到死的。告老还乡，除非逼不得已。寇准也不例外，他在宋太宗时，就得到太宗的赏识重用，

到真宗朝还位重朝廷，让很多人眼红。但是不是因为喝酒的缘故，或者是因为干得太久的缘故，导致他的在政治上的最后失败呢？我认为，王曙和欧阳修在寇准遭祸原因的看法上，都存在偏颇。

当然要说喝酒没有一点原因也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王曙讲的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的。一次真宗和寇大人讨论选拔方正大臣做皇太子辅臣，这本是机密中的机密，参与的人只有皇帝、寇准、杨亿知道。杨亿起草文件的时候特别将左右的人屏开，自己亲自起草，而寇准保密意识没有那么强，在一次喝酒的时候，将皇帝想让杨亿代替丁谓做太子辅臣的消息说了出来。自此，丁谓对寇准更是恨之入骨，联络钱惟演力排寇准。真宗本来对寇准就有点不满，丁谓、钱惟演等人轮番轰炸，耳朵自然就软了。于是寇准连遭贬徙，先是被取消了宰相，出为莱公、太子太傅，又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知安州，再贬道州司马，一年三黜，皇帝竟然不知道，最后贬雷州。去雷州途中，丁谓竟派人欲加害于他。从这里不难看出，寇准晚年的遭遇直接导火索是酒后失言，但是这绝对不是真正的根本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官场上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是权力的不断调整。研读中国古代的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个大官的倒台，都是权力的重新调整。然而在权力一次次调整中，领导者的个人素质，特别是性格特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治国安邦来说，德才兼备四个字，寇准是当之无愧的；但是就性格特点来说，性格太差，寇准也是当之无愧的。京师民间有话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对于他的才华，宋太宗是非常看重的。端拱二年，太宗想使用寇准，宰相赵普提出安排他做开封府推官，皇帝认为这个职务亏待寇准；赵普又提出让他担任枢密直学士，宋太宗沉思良久，才说：“且使为此官可也。”不久之后提拔为参知政事。宋太宗嘉叹说，寇准是“真宰也”，“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征也！”因此对寇准信任有加，立真宗元侃时，专门将寇准从青州召回，太宗手提着衣服去接见他，并且责备他回来太迟。由此可见，宋太宗对寇准的器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最后被贬为雷州司马，并客死于仁宗召他回朝的路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从大的方面分析是权力、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从寇准个人来看，更主要的是他的性格，是一个性格悲剧。

性格决定个人的命运。自古以来，人们评价韩信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事实好像也是这样。然而仔细推敲，我们就会发现这对萧何是不公正的。是那个特定的时代，或者说是刘邦这个特定的人物需要韩信这样的优秀人物，而韩信以其不被人们所发现的卓越的军事才能适应了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人物。因此可以说，成是韩信自己。而败呢？也是由于他那傲慢得连刘邦都难以接受的性格，加上权力过于强、名声过于高。寇准的性格不是傲慢，而是过于的直，过于的固执，不给任何人以任何的面子，用真宗时高官毕士安的话是“忘身殉国，秉道疾邪”。宋太宗喜欢的正是寇准的这种性格。有几次寇准奏事，非常急切，皇帝生气了，他还是不罢休，拉着皇帝的衣服和皇帝争论，直到事情决定下来，才停止。宋太宗因此称赞他是朕的魏征。但是这样的性格，爷喜欢，崽未必喜欢。宋真宗对寇准的性格就不像他的父亲，把他当作自己的魏征，而是有所烦恼，有所厌倦。寇准厌恶林特，多次和他发生争执，但林特是真宗宠幸的大臣，对于这时的寇准，皇帝很不满意。对王旦说：“准年高，屡更事，朕意其必改前非，今所为似更甚于昔。”所以当王旦多次称赞寇准时，真宗直言不讳告诉王旦：“你专门说他的好话，他专门说你的坏话。”从这里可以看出真宗对寇准的真实态度。皇帝对自己的大臣态度的变化，这就给其他的人以构陷的机会。

对皇帝的直，可以用忠诚来解释，那么对其他的人？对职务平级或比自己低的领导干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碰到宽宏大量的，譬如王旦，那么对他的这种性格就会因为考虑大局而不与之计较，恰恰相反，寇准碰到的大多是小人，王钦若、丁谓、钱惟演、曹利用之流。得罪王钦若是基于国家大事。真宗景德元年九月，辽兵深入宋境，军情紧急。王钦若、陈尧叟一个是江南人、一个是四川人，一个劝真宗南下金陵，一个劝他西去成都，都是逃跑主义。对他们的逃跑主义，寇准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咬牙切齿地对皇帝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当着两人的面，要斩两人，两人能有好果子给他吃吗？由是二人怨恨寇准。在寇准的力主下，真宗亲征澶州，但是一班主和派力主和辽谈和，真宗采纳这个建议，以给辽每年30万两黄金的代价缔结了城下之盟。这以后，王钦若经常拿这个来诋毁寇准，真宗也因此事郁闷。而曹利用因为以30万谈判成功而得到皇帝的赏识。这30万的标准还是寇准给曹利用规定的作为和对方谈判的最高限条件。得罪丁谓纯粹是私人交往问题。丁谓这个人最大的本事是拍马屁，很会拍，但有时拍在马腿上，就挨马蹄。寇准就给了他一蹄。“谓在中书，事准甚谨。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乃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甚愧之，由是倾构始萌矣。”在官场上，下级拍上级的马屁是司空见惯的，但寇准不喜欢，不仅不喜欢，还以言语讽刺之。这样做，当然是要被人记在恩仇簿里的了。寇准历来不喜欢曹利用。寇准担任枢密使，曹利用为副使，讨论问题意见不同，常常骂曹是“武夫，岂解此大体”。这些被寇准骂的人，因为利益的问题，互相勾结在一起，成为倒寇的坚强力量，并最终击败了寇准。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光靠自己的本事，光靠疾恶如仇和心直口快的性格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除非最高统治者是相当英明的，否则不可能不被对方击败。正如王旦所说的“非至仁之主，熟能全之”？注意策略、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要不然，当碰到软耳朵的皇帝，遇到尖牙利爪的同事，不将他撕个四分五裂是绝不放手的。寇准吃亏就吃在这里。欧阳修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说他是“老而不知止”，在谏官位置上“一意径行，略不以行迹嫌疑顾避”，最后遭到小人暗算，岂不好笑乎。

【作者简介】周玉柳，湖南新邵人，邵阳市地方志编纂室一级调研员，领导艺术研究专家，湖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著有《向曾国藩学领导艺术》《左宗棠绝活》等多部专著，邵阳文库副主编，《湖南省乡镇简志邵阳市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