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永松

2018年7月2号，全家去山西平遥旅游，在山西平遥我第一次知道了票号的创建过程和时间。看到票号的兴衰，让我感慨不已，思考良多。

平遥是中国票号的发源地，日昌升票号是第一家。据介绍，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有个生意人叫李大全，继承了祖上一座名叫西裕成的颜料庄，主营铜碌，在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有个朋友，在北京赚了一大笔银子，要运回平遥，这个朋友不信任镖局，就给李大全提出，把他的钱存在西裕成的北京分号里，由北京的西域成出具票据，回到山西平遥的西裕成总号去兑现。当时，西裕成的掌柜是雷履泰，他受这件事的启发，看到了里面的商机，极力劝说李大全干脆放弃颜料生意，把颜料庄改成票号，借助于历史上的交钞经验，进行银钱的异地汇兑，以收取汇费获利。当时把汇费叫汇水，大大低于保镖运送费用，开票号肯定能吸引在平遥以外经商的生意人。于是李大全在1823年（道光三年）正式将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聘任雷履泰为总经理。日升昌有四个日，寓意是期望票号生意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正像平遥日升昌总号的对联：“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日升昌票号位于平遥古城西大街东段，是中国首家专门经营异地汇兑和存放业务的私人金融组织。在日升昌创立以后的岁月里，雷履泰及其以后的继任者，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票号管理模式，形成了具有儒、道、佛、法、兵家文化的票号文化，号称“汇通天下”“紫薇枢极”。他们将汇兑从一般商业领域扩大到政治、军事、外交多个领域，主动担当国家银行职能。汇兑的形式也从信汇扩大到票汇、电汇等。很快，日升昌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据说，西方的金融专家把日升昌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仔细品味日升昌，对照现代银行的业务，把日升昌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显然是错误的，日升昌票号比现代银行的兴起要晚得多，更像是现代银行的乡下堂孙。

一般认为最早的银行是意大利1407年在威尼斯成立的银行。其后，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德国在汉堡、英国在伦敦也相继设立了银行。在17世纪，一些平民通过经商致富，成了有黄金（钱）的商人。他们为了安全，都把黄金存放在国王的铸币厂。这里要注意，那个时候还没有纸币，黄金放在家里不安全，商人需要把黄金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那时实行“自由铸币”（Free coinage）制度，任何人都可以把金块拿到铸币厂里，铸造成金币，所以铸币厂允许顾客存放黄金，于是很多商人就把黄金存在铸币厂。但是很不幸，这些商人没意识到，铸币厂是属于国王的，如果国王想动用铸币厂里存放的黄金，根本无法阻止。

1638年，英国的国王是查理一世（Charles I），同苏格兰贵族爆发了战争，为了筹措军费，他就征用了铸币厂里平民存放的黄金，美其名曰贷款给国王。后来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1649年，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砍了头。虽然，被查理一世征用的黄金最终都还给了原来的主人，但是商人们感到，铸币厂不再靠谱了。于是，他们把黄金存到了金匠（goldsmith）那里。金匠就为存黄金的人开立了凭证，以后拿着这张凭证，就可以取出黄金。很快地，商人们就发现了，需要用钱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取出黄金，只要把存黄金的凭证交给对方就可以了。这就是西方金匠铺与中国票号不同的地方，中国票号不允许银票与本人分离，有点人票统一的意思。而西方金匠铺允许人票分离，即金匠开的金票流通，这就为纸币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金匠们在票号流通中逐渐发现，原来自己开立的凭证，居然具有货币的效力！他们抵抗不了诱惑，就开始开立“假凭证”（相当于货币）。但是神奇的是，只要所有客户不是同一天来取黄金，“假凭证”（货币）就等同于“真凭证”。这就是现代银行中“准备金制度”的起源（即把人们储存的黄金做储备金），也是“货币创造”机制的起源。以黄金为储备，“假凭证”后来发展为纸币在市场上流通。这种纸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可以在银行兑换成金块的，这种纸币可以叫作银行券，它不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credit money）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目前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基本都属于信用货币。由于银行体系可以将信用货币的数量放大，所以，信用货币可以大于黄金几倍在市场上流通起来，这是“真凭证”——黄金做不到的。

此时是17世纪60年代末，现代银行的业务就是那个时候诞生的。由于英国王室不稳，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几次的王室更迭，直到1688—1689年发生的英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光荣革命”，王室才稳定下来。但是，经过这次变革之后，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确立起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得到肯定。因此，在1694年英国资产阶级根据英王特许，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股本120万镑，公开向社会募集。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即取得不超过资本总额的钞票发行权，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垫款。这就是最早出现的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股份银行，是各国中央银行体制的鼻祖。到19世纪后半期，西方各国都相继设立了中央银行，银行开始由英国走向世界。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银行比中国的票号早产生130年，票号可以视为现代银行的孙子辈儿。为什么是堂孙子？从上述资料中我们知道：票号获利的方式是存银者掏的银圆转移费用，即汇兑的费用；而银行获利的方式是贷款者掏出的利息（银行靠储户存钱募集资金，为吸引众多客户，制定了给储户利息的优厚待遇）。票号不能发行货币，而银行在成立之初就获得了钞票发行权。票号人票统一，不能分离；而银行的货币则是人币分离，认币不认人。票号只为大客户服务，不能为每个人服务；而现代银行的钞票可以为每个人服务，不论这个人需要多少货币。因此，票号和银行根本不是一回事，尽管都是从事金融业务。票号主要的业务就是负责银圆的转移和为军队提供军费，即现银的汇兑；而银行则主要从事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二者从事的金融业务根本不是一个内容。如果非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那么票号只能算是现代银行的旁支，不是金融的主流。因此，只能把票号称为现代银行的堂孙，而不是嫡孙。

但是，为什么现代银行在中国发展不起来？这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不起来是一体的。因为现代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西欧的地中海，资本主义似乎是天生的，这里没有孔孟之道，商品交流一直是这里的主体。而在中国，由于孔孟之道，士农工商，商人只是这个社会的第四等人物。中国一直以士、以农立国，当官、干农业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在17世纪上半叶即蒸汽机发明之前，统治世界的还是生产，中国制造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地中海，然后地中海的商人把它远销到欧洲各国。在蒸汽机发明之后，资本主义商业开始发展起来，欧洲已经把商业当作主体，商业在经济生活中更是占统治地位。这个时候的中国，大多数人还信奉孔孟之道，坚守两千年的信条。

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商业文明，就是商业第一位。在资本主义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时，中国仍旧是孔孟之道，闭关锁国。孔孟之道把商业放在第四位，就把中国带到了消亡的境地。因为，在世界上从事商业的人都是第一等公民，从事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一等国家，中国把从事商业的商人放在第四位，这就是形成了中国在世界各国是第四等国家的位置。这个时候，只有山西人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从明代开始，他们不再相信“学而优则仕”，而相信“学而优则商。”这一点在平遥看得很清楚，平遥优秀的人才都去经商了，从而创造了山西第一、中国第一。

在看镖局、票号时我们发现他们的管理体系中，有账房和信房。账房相当于现在的会计室，信房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和秘书处。其中，信房里聘请的都是举人一类的读书人，他们的薪金是县官的十倍以上。七品县官的月薪是银子45两，而信房主管的月薪则是450两以上。平遥的读书人在考到举人这个档次以后，就不再往上考了，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比当官更多的利益。大批的读书人在山西平遥都成了商人的打工仔，这就是山西的进步，这就是山西商人迅速发展的原因。

但是，山西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平遥、祁县、太谷虽是山西经商的大本营，可惜只是山西的一隅。因此，平遥、祁县、太谷各县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让此地出了很多富翁，留下来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并不能改变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现实是什么？中国由于科举和落后，此时，大形势是出现了鸦片战争，就是中国的闭关锁国与资本主义的商业开放发生了冲撞，即中国的农业第一与资本主义的商业第一发生的战争；小形势是发生了金田起义，即国内封建政权与国外引进的宗教意识——拜上帝教发生了冲撞。好在这些冲撞都发生在南方，作为北方的平遥小城并未受到冲击。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中国大的好处了，南方由于鸦片战争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冲击，而在北方依旧是孔孟之道、按部就班。中国的大气候和小气候都没有影响到票号的发展，它仍然按照自己的轨迹向前，这就是山西和北方相对落后造成的。

此时，南方票号，异军突起，其代表人物就是安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依靠票号（钱庄）为左宗棠办洋务，协助创建福建船政局、兰州织呢局，订购西洋军火。他还为左宗棠筹措“西征”经费，尤以协助其借外债而出名。但胡雪岩身在南方，他的钱庄与外国银行同台竞技，不能不首先受到来自西方银行的冲击，光绪九年（1883）底，胡雪岩破产了。

胡雪岩在票号中属于异类，与盛宣怀属于同时代的人，可惜他技不如人，在盛宣怀面前略逊风骚。盛宣怀是第一个向清廷建议用“西洋思维”改变传统金融业的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而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银行来调剂资金。1896年11月，盛宣怀向清廷建议：“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要振兴实业，非改革那些资本小、范围狭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银号不可。”12月7日，清帝正式批准盛宣怀“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1897年5月27日由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开业，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中国的银行是票号、钱庄的天然敌人，在中国的银行成立后，开始兼并票号、钱庄，最后，票号、钱庄抵挡不住中国银行的进攻，纷纷缴械投降。

为什么票号（钱庄）抵挡不住银行？大趋势是半资本主义经济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欧洲，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顺利的国家，没有发展起来票号，说明资本主义不需要票号。中国的票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当正宗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获得发展时，票号倒闭也就必然了。小趋势是由银行和票号（钱庄）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现代银行的创始人是英国王室，而中国的票号创始人则是个商人。王室创建银行的目的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了向社会募集，为政府垫款。这样，银行在成立之初就有为王室服务的目的（王室可以代表全社会，当王室不需要资金时，银行就可以将资金投向社会），银行的经营者必须将赚钱与为政府（社会）服务结合起来。有了王室的需求，又要赚钱，政府就为银行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但是，平遥商人创建票号，其目的则是唯利是图，并没有考虑政府的需求。没有考虑政府，就是没有考虑全社会。虽然胡雪岩后来也为左宗棠服务，但是各取所需，并没有取得政府给的优厚条件。相反，鉴于“胡光墉所开阜康及胡通裕票号倒欠公私款项极多，尤为可恶”，1884年10月23日，清廷下旨对银庄开设分号进行规范：京外票号开设分号，必须先到户部等申请执照；各省要将开设票号商人的姓名、住址造册送部，以备核查；开设票号，必须由地方官证明确为殷实富商，各票号间需共担赔偿责任；经营私款汇兑者，每个票号每年需向户部缴纳税银600两。由此，可以看出票号始终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

现代银行与票号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它们的业务，现代银行给储户存款利息，而票号则是靠储户付利息生存。相比起来，现代银行对储户要比票号好得多，现代银行对储户不分大小，一律付息，单此一项，票号就无法与现代银行比美。现代银行在成立之初就非常明确地要吸收千万小储户的资金，然后贷款给企业或有能力还款的大客户，简单讲，现代银行靠贷款收取利息生存；而票号就没有这样的目的，它最初的目标就是为大储户转移资金，靠收取佣金生存。这就是境界问题，现代银行的境界要比票号的境界要大、要宽、要高，因此，票号在现代银行面前没有办法生存。为什么外国商人在中国开办银行之初，票号还能获得发展？这就和中国商人排外和对洋银行心存芥蒂有关；也和洋银行在平遥开办的时间有关。但是，当中国自己的银行开办起来，并逐步发展起来以后，票号就势难抗衡了。

票号在现代银行面前无法立足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它不是国之命脉，与国家离得太远。在平遥我们看了一个《又见平遥》的剧目，讲述了平遥城票号东家赵易硕抵尽家产，与兴公镖局232名镖师，远赴沙俄，历经七年，保回赵家沙俄分号王掌柜家族的唯一血脉，赵易硕与镖师全部客死他乡的故事。故事本是撼动心灵的，但也引起了我们深深的思考。这个故事说明赵家票号根本不在清朝朝廷的眼内，按照现代的国际视野，中国人在俄国被绑架，国家应该首先出面，哪里需要赵家雇佣232名镖师远赴俄国？现代银行是国家的命脉，银行的分支在俄国出了事故，国家就应该承担责任。虽然清朝朝廷当时很弱，但比赵家要有力得多，如果清朝朝廷尽力与俄国交涉，大概赵易硕和232名镖师不会全部客死他乡。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悲剧所在，也是票号的悲剧所在，更是儒家观念的悲剧所在。

票号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是历史的长河中卷起的一朵浪花，是中国商业发展到高峰的一个标志。在《又见平遥》中，我们看到了儒家文化的伟大，又看到了儒家文化巨大的缺失。票号的文化中有儒、道、佛、法、兵家文化，唯独没有国家的概念。商人，不是独立的，什么时候都要以国家为依托，国弱商人要挺身而出，为国牺牲；国强，商人更要以国为荣，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这样，国运才能永续，商业才能永久，平遥赵家的故事才不会重演。

这就是票号兴衰留给现代商人的思考。

【作者简介】常永松，现年59岁，河南郑州人。1985年大学毕业后在粮食企业工作，曾任企业办公室副主任、企管科科长、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