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成国
朱老师
在朱家祠堂里，我们主要学习识字和算术，还有画画，印象中没有音乐，也没有体育。大概从四年级起，学校搬到了“窑洞学校”。窑洞学校是新造的，在三弄生产大队革委会的北边。说它是“窑洞学校”，是因为很像延安的窑洞，房顶半圆形，据说这样省材料。窑洞学校里有了唱歌和体育，但似乎没了画画。教唱歌的是一位朱姓的女教师，她同时教我们数学。那一年里，我的数学成绩进步较快，期末考试中我的数学成绩比语文成绩高出一分，语文94分，数学95分。从小学到高中，我每次考试语文分数都要高过数学，而这是唯一一次，不无意外之喜了。
这数学成绩的提高，应该感谢朱老师。朱老师个子高高的，嘴唇微厚，人站着笔挺，看上去很威武的，说话也颇有些气势，我心里是怕她的。她大概还是当时三弄学校的负责人，可又似乎忘记有人叫过她“校长”。她丈夫是部队里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唱歌课。那时学校也没录音机什么的，但有一架脚踏的风琴，朱老师弹琴弹得绝好。这架风琴平时摆在老师的办公室里，一到唱歌课时我们学生就把风琴搬到教室里。在教唱歌曲前，朱老师总是先让我们练声，练那个“哆来咪法索拉西哆”，拉一拉长音，变换一下音调，然后发下一张油印的曲谱歌词，踩动风琴开始教唱，她唱一句我们就跟一句，一堂课下来，一首歌也就教好了，很少有落到第二节再学唱的。像《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过雪山草地》等，都是那时候学会的。与语文课、数学课比起来，我觉得唱歌是最有趣的，每每跟唱两遍就大致有了眉目，但唱歌成为一种喜好还是因为下面所发生的一件事。
那几年，生产大队里有夜校，有的是对贫下中农进行扫盲，有的是对一些青年民兵进行文化补习，唱歌也是其中的学习内容。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我一个人闲着没事儿来到学校，听到歌声就趴在窗外听。教唱歌的就是朱老师，她坐在前面，踏着风琴，弹着曲谱，她领唱一句，民兵们在下面跟唱一句。黑板上写的是《打靶歌》歌词：“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不知咋的，那些青年后生、姑娘就是学不好，不是有人跑调了就是唱得不整齐。朱老师很不高兴。她抬头看见我，叫我进去，我心中忐忑，不知怎么回事。朱老师说你唱一唱这歌儿。我怯怯的，但还是唱了，顺利地唱了下来。朱老师说，他在窗外听两遍就会了，唱得这么好；你们都唱了一下午了，怎么还不会？我料不想受到她的夸奖，很开心，原来唱歌还这么来劲！后来我竟成了校文艺演出队的一员。那一年，学校参加一个大型的春节文艺会演，要排演一个节目，一只歌舞，就是电影《创业》中的主题曲《石油工人心向党》，我担任领唱。那年正月初二，在衢山大礼堂里，当脚踏风琴响起《石油工人心向党》的曲调时，我的歌声也深情地响起：“晴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满怀深情望北京……”
那两年里除了学唱《石油工人心向党》外，印象中，自己还领唱过《长征组歌》中那首《过雪山草地》：“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也是歌舞，也是在学校文艺汇演中。至于像《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梅赞》等歌曲，似乎也没怎么专门的学唱，但一唱起来，那歌词和曲调似乎就是从自己心底流出，如山溪一般。进入到初中以后，唱歌离自己越来越远，但歌曲的旋律始终回荡在我的心里。现今想来，这些被称为“红歌”的歌曲其实早已深植于自己的灵魂之中，成为思想的一部分，终生难忘，难忘，再也抹不掉。
洪老师
1981年8月，我考上了浙江师范学院舟山分校，成了前刺笆弄第一个大学生。晓得这事儿的时候正是黄昏，落日在西边燃烧，映着一条长长的云，玫瑰色的。四周一片空旷。我正在三弄新村的田地上割草。立在山岗上的那只喇叭突然响了起来，要我明天到大衢中学去拿录取通知书——这份通知书，自己足足盼了一个多月了。
消息似长了翅膀一样早已传到家里，父母很高兴。那天晚饭吃的时间特别长，话也特别多。父亲特意温上一大碗酒，要我也喝点儿。母亲说这是老师的好，说我小时候的自卑与听话、自尊与倔强，又说到林林总总的甘苦与辛酸，说到有人那句硬邦邦的声音：若是村子里有人考进大学，他愿意夹着扫帚在村里爬一圈。那时候我正要高考。母亲说这话儿就是冲着我家说的，带着明显的讥笑。母亲这时候声音低低的，多了一点难过，对我说：“小囝哎，你要争口气。”
那一夜自己也不知是几点睡去的。醒来时日头已经老高，赶紧赶到大衢中学去拿通知书，我都不记得是从哪位老师那儿拿到通知书了，也忘记是怎么回家的。那时候考上大学的人没有像今天那么多，能考进、“吃按需粮”是很光荣的事儿，邻里乡亲、亲戚朋友都传开了，见到我总要问一句好，或者赞美一声。碰到母亲也要感叹几句，表示一下羡慕，说“侬苦出了”“家里小囝这么聪明”之类的话。我看得出母亲的喜悦和欣慰，很长一段日子里她的眉眼笑起来都是弯的。
那段日子里，来家里串门走动的人多了不少，与母亲拉话儿的时间也长了。我清楚地记得毛老师来了，跟她一起来还有一个老师，但我记不得是哪位了。她们送来了钢笔、笔记本什么的。毛老师是在朱家祠堂教我的，人显得胖实，看上去很敦厚。第一堂作文课就是她教的。毛老师列出了一组词语，是要我们把一些词语串连起来，组成一段话。我清楚地记得上面有“过去”“解放前”“剥削”“翻身”“解放”“生活”“幸福”等词。第二天交上去，我受到表扬了。记忆中，这是我读书后第一次受老师当堂表扬。
母亲当然不知道这事儿。她只是内心高兴。她觉得应该好好感谢一个人，谁呢？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洪老师。
洪老师的家在棺材坑那边，四、五年级时教我语文。她面容仁慈，言语平和，很有亲切感，上课实在而有味儿。印象最深的是她曾经一次的批评。那个时候，读书并不紧张，孩子们没有像现在那样学得又苦又累。作业很少，但还是有一些的。班里临时组织了学习小组，按远近分组，三四个人或四五个人一组，放晚学后一起在某一同学家里写字、做作业。而且放晚学也早，常常太阳离西山坡还有一大竿子。于是，组里做好作业的，没做好作业的，来了兴趣，伙伴们便拱在一起玩，捉迷藏啊，打纸仗啊，不亦乐乎。那天，我记得天空是有落日的，橙子似的嵌在岗墩上，旁边还有霞云，玫瑰色的，看上去美极了。为了啥事儿我忘记了，因为有趣贪玩，我竟然没做完作业就玩去了。有伙伴是劝过我的，他说你作业不做好我明天告老师去。第二天上课时，洪老师点到我的名，要我站起来，问我小组学习时为什么作业没做好就玩。那一刻我低头丧气，竟然被老师批评了，脸肯定是通红的。心里除了难过，竟还有一股怨气，恨那位小伙伴竟真的告老师去了。下课时、放晚学时，我都没去搭理那小玩伴一句话。这样持续了好些天。从此以后，每次学习小组里做作业，我都非常认真。
现在想来，我也许是多了一丝怨怼，也错怪了他人。是自己贪玩在先，没有理由生别人的气。打小报告，或者说类似于告密之类，那时是非常流行的，不用说班级里、同学之间，不用说在未成年人之间，就是在夫妻之间、母女之间、亲戚之间也是常有的事儿，亲不亲，只剩下阶级情，我怨不得人家。那种病痛，你没法改变。但我还是感觉到了人心的那份险恶，为自己被好伙伴告发感到彻骨的寒心。
洪老师对我很不错，她喜欢我。这不是我的猜测。她碰到母亲说起我，总说我胆小、听话、认真。那年我初中毕业后失学在家，她有次路上碰到我母亲，说一个好好的孩子不读书很可惜。母亲由此也更坚定了让我继续念书的想法。后来，又是洪老师主动联系，为我落实了一所学校，我得以到太平山小学重读了一学期，当年考入大衢中学。那一年是1978年。那一年大衢中学开始凭考试录取学生了。那个时候，我感到天空变得高远了许多，大地也广阔了许多，连乡间田野也平添了些明媚春色，一如从太平山到三弄小道上的那一片油菜花，黄澄澄的。考入舟山师专后，我家与洪老师家的走动多了起来。好些年，我正月初二或初三都要去洪老师家拜年。母亲告诫我说，要记得人家对你的好。后来我在《飘落的叶子》一文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正是洪老师的怜惜和关照，使我得以重续书缘，并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轨迹，与书相拥，与学生相伴，与教育相连。如果没有她，今天，我也许仍在田畔上劳作，用锄头刨挖生活的艰难与沉重；也许仍在波涛中撒网，用疲惫打捞岁月的沧桑与守候。是洪老师给我铺上了一块爱的基石，并鼓励我将这种爱传给那些像我一样年少的学生。”
丁老师
在三弄窑洞学校里，我上完了小学，又读了二年初中，俗称“带帽初中”。初中的语文老师姓徐，他个头小，人也瘦小，上课一板一眼的，极是认真，板书啥子的一笔一画，很是工整。特别是那个“周恩来”的“周”字，那一撇写下来甚是流畅，甚像他的得意之笔。我多次想模仿他的写法，让自己的字也漂亮点儿，但学不来。也许是个性和善，也许是不善言辞，他上课时下面同学空话很多。有次徐老师转个背在黑板上板书，就有同学发出“嗡嗡嗡”的声音来。徐老师发了火，将粉笔扔向那位同学。但多数时候，学生在下面讲，老师还是在上面讲自己的。他与我们的数学老师恰恰相反。
数学老师是谁？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姓丁，她教我们数学的同时还教我们物理和化学。也就是说，丁老师她一个人任教三门课。一个老师教三门课，而且是数学、物理、化学三门主课，这从现在来说有点天方夜谭，但她确是担着。数学已经学代数了，物理讲到热学、力学了，化学有物质的分子、原子了，这些东西都看不见，摸不着，也想象不出来，而她似乎样样知晓，现在想来真的不可思议。那个年代，1976年、1977年，懂得这些知识的人，能教这些知识的老师实在是太欠缺了。
丁老师个子不高，身材匀称，脸盘子有点儿圆，肤色白净。她的课堂上都静悄悄的，同学们极少讲空话，开小差是免不了的，因为好多同学都听不懂。她上课认真，对学生也极严格的。记得学化学元素时，必须背出“元素周期表”。一节课下来，好多同学都没背出来。她说背出才能回家，于是我们赶紧背。等我背出时，夜幕已经悄悄笼起。这是自己记忆中唯一一次“关夜学”。有一次讲到“热胀冷缩”，教材后面有一道题，说是拉电线杆时，应是冬天拉得紧一点，还是夏天拉得紧一点。丁老师叫我回答，我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老师又叫了太平头那个姓李的同学。几十年后我把这个问题告诉给读五年级的女儿，女儿埋汰我说“爸爸真笨！你啊out了”。我只好自我解嘲，那尴尬的笑声里不无一丝酸涩。
现在想来，自己天资驽钝，加上那时候时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人们对“阶级成分”看重远远超过对知识的追求。而当下教育，却又变异为对“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追逐，这也真是应了世道轮回、各有时事的老话啊。
一天早上，丁老师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来到教室里，给同学们读报，报上登载的是陈景润的事迹，说他是个数学家，摘取了数学领域一顶皇冠上的明珠，叫“哥德巴赫猜想”。什么叫“哥德巴赫猜想”？丁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通俗的解释，就是证明为什么“1+2=3”。噢，原来，这“1+2=3”还要证明，证明出来还是科学家。我似乎脑洞大开。
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哥德巴赫猜想》，说那个陈景润读书研究非常专心，有一次走路也在想数学题目，竟然撞在电线杆上；在图书馆看书，因为看得认真，连下班关门了也不知道，被锁在图书馆里面。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噢，原来这个才叫“刻苦学习”；噢，学问和成功原来是这样得来的，科学的殿堂原来是这样的坚持与奋斗后才走进去的。
那段时光，刚从十年阴霾中走出来的中华大地卷起了“哥德巴赫猜想”旋风，陈景润成了中国科学春天的一大盛景，有关于知识、有关于读书、有关于科学探索的话题又开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刻苦学习，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那些日子里，同学们作文中引用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而老师给我们讲话时说得最多的也是这句话。这句话还作为格言，张贴在班级教室里，时时提醒我们刻苦学习，去勇攀科学高峰。
这话儿是马克思说的。后来，我又读到了他另外一句充满思辨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如果没记错的话，丁老师是汪家堂人，听说后来是调到舟渔公司子弟学校去了。在我心里，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师，一个知识丰富又好教的老师。
在三弄窑洞学校里，知识的学习并不成功，至少对我来讲。同学中后来考进中专的只有两个人，考进大学的只有一个人，听说那位徐姓同学后来去澳大利亚了。
上次回了一次老家，发现那个窑洞教室已经拆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楼房，外面挂着的是三弄村委的招牌。尼采说，人可以穿过白纸，穿过田野。我想这话的意思是人的灵魂如风一样飞扬，抵达人世间每一个有心的地方。只是在这个纷繁的季节里，少年的寻觅已成为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我的追寻也会变得虚无起来，怀旧也成为一种向往，于现实变得遥不可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