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谢有顺

【作者简介】

谢有顺，1972 年生于福建长汀。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新世纪优秀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文化领军人才等。出版有《成为小说家》《文学及其所创造的》等著作十几部。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多个奖项。

一

多年前，我曾经读过柳冬妩的几首诗，感觉这是一个有精神秘密的人，他对生活的切入方式，带着记忆和痛感，也带着一种面对自我的赤诚。他对语言的运用，沉着、缓慢，但用词谨慎、思路清晰，文字并不嚣张，表达却极具个性。后来读了他很多的评论文章，这个感觉尤为强烈。对这个人，我一直有一种亲近感。他本名叫刘定富，安徽人，这二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东莞，近年专注于“打工文学”这一写作现象，不讳言自己是打工族中的一员，并试图成为这个族群的写作者最为贴身的研究者。如今，他已经是了。在文学批评界，确实没有人像他这么全面、认真地研究过“打工文学”，甚至连“打工文学”这一命名本身，之所以能够广为人知，也和他多年的努力相关。

他沉默少言，内心却异常丰富。因为和我有相同的乡村生活记忆，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起他的村庄，那个在安徽霍邱县的小乡村，如今像《百年孤独》里的马贡多小镇一样，“被飓风刮走，并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这样的村庄，据说在当下的中国，平均每天都要消失近百个。可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一旦没有了出生地，那种孤独的感受一定比普通人更深。至少，柳冬妩对此无法释怀。正是在他对故乡那种骨血般的感情中，我理解了他的写作，也明白了他为何对那些被连根拔起的异乡人的经验那么着迷，他是借此在认识自己，也通过这些经验来照亮自己。他说，“我一直沉湎于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苦旅”，他说， “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是对自我感受的检验，是一种心灵的到达”，这是真实的言说。我很少看到一个批评家，和自己的研究对象间有如此密切的精神联系，甚至他把自己也当作研究对象的一部分，直面所有的问 题。他面对自己笔下的作家作品，以一种和朋 友交谈的形式，深入其中，带着体温，也带着 反思，最终实现一种真正的精神共享。 

这可能正是好的文学批评应具有的品质： 批评家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它也抱着理解 之同情，不放任，也不苛责，而是一直理性地 去探究一种文学形成的复杂成因，并希望为它 找寻到可能的出路。柳冬妩的扎实、诚恳，饱 含着他对这种写作的特殊感情。他并不愿意自 己在写作中像手术刀一样冷漠、机械地解剖作 品，也不想刻意掩饰自己的喜好，他渴望批评 也成为一种写作，一种有温度的自我表达。 

比起独白，他更信任对话；比起价值批 判，他更信任个人感悟。这令我想起李健吾的 一句话：“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 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 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 

柳冬妩的文学批评，最为醒目的一点，也 许就在于他的文字里确实“有一个富丽的人性 的存在”。他不轻慢任何一个写作者，对那些 渺小、无名的写作，反而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 心力。他是研究者，也是那些无名写作的发现 者，他忠实于文学，又不忽视文学相通于一个 人性世界，相通于一种坚硬的现实。他认为， “打工文学”不仅是文学现象，也是社会现 象，不仅包含着作家们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 包含着某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和扩展。基于这种 认识，他的研究正视了这一写作现象的复杂 性，也充分打开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不仅把那 些被文坛遗忘的、但与一种生活境遇和社会思 潮密切相关的写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具体 论析他们的文学意义、写作得失，也把“打工 文学”这一写作类型置放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 景中来考察，进而确证它应有的位置。由此， 柳冬妩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地，也在这个领地 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是文 学批评界不可忽视的存在。 

二

《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的出版，有 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该书长达七十四万字，全 面论述了这些年“打工文学”的形态和面貌， 有宏观之论，也有具体作品的细读，足可代表 柳冬妩近年的研究水准。尽管个别篇章，之前 我已在杂志上读过，但这次全面通读之后，越 发觉得它的意义不凡。 

我想专门谈谈这部著作。它在结构上，或 许并不严谨，一些命名和归类，不无牵强之 处，个别论述，也不见得都合身。作为一本专 论，可探讨的地方甚多，但它依然如此重要， 就在于柳冬妩做了别的批评家没有做、也未必 做得了的事。 

它定义了一种文学类型——“打工文学”。 做“打工文学”研究，是要冒一点险的，这类 作品良莠不齐，作者队伍也庞大芜杂，研究 它，远不如研究一些成名作家讨巧，更不如研 究一些热点话题那么容易引起关注。所以，这 么多年来，以广东为主阵地，“打工文学”作 为一种写作现象已经很令人瞩目，但关于它的 学术研究却几乎一片空白。柳冬妩显然是先行 者，而且持续关注这批默默的写作者，把他们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来诠释。必须承认，经 由他这些年的反复强调，“打工文学”作为一 种文学类型，已为文坛所认可，它的类型学意 义也获得了充分的阐释。柳冬妩说，“打工文 学”的类型问题不仅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它的 类型特性主要是由它所参与其中的精神方式和 审美方式所决定的，所以，对“打工文学”进 行分类，不仅关乎题材，也关乎文体和形式差 异。无论是把“打工文学”视为是所有作家以 打工生活为题材写作的作品，还是仅仅把它理 解为是打工作家所写的打工生活题材的作品， 柳冬妩都注意到了“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复杂关 系”，并对“打工文学”所具有的通约性特征 作了全面论述。或许，很多人对“打工文学” 这一命名依然还有许多疑虑，但柳冬妩的细致 研究，为“打工文学”的存在提供了学术实 证，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这一文学类型的共性 和个性。我们无法已否认“打工文学”的独立 存在。

它实现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有效结 合。把“打工文学”单纯地视为一种文学现 象，它的研究意义就会大大降低，毕竟，很多 “打工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还显粗糙，优秀的 作品并不是很多；把“打工文学”简化为一种 社会学研究的材料，又是对它的文学价值的漠 视。为了建立起“打工文学”的理论诠释体 系，柳冬妩以“整体批评”为切入口，不拘泥 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而 是希望建构起关于“打工文学”的整体观，既 研究文学想象与文学形式，也兼顾文化阐释和 历史分析，把单维度的文学研究变成多维度的 文化研究。应该说，《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 一书是以文学分析为基础，研究文学审美的同 时，也把它当作一种精神现象来与当下的社会 对话，把这种写作放在一个大的文化场域里观 察，这就为当下盛行的文化研究找到了生动的 文学例证。近年盛行的文化研究，之所以显得 空洞、宽泛，就因为它没有坚实的研究个案， 进而变成了一种理论的生硬操演；柳冬妩的 “打工文学”研究不同，它是真实、活泼的一 种文化现象，有自己的经验类型和价值追求， 同时这个社会现实同构在一起，它的确是不可 多得的文化研究的素材。为了做好文学研究与 文化研究的结合，柳冬妩做了文学、史学、哲 学、社会学等多种理论资源的准备，既运用解 释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方法来分析作 品，也参照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 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理论，来阐明一种文 学现象背后的社会学和精神学意义。这种整体 性批评视角的贯穿，实现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 究之间的良好互动，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视野。 而且，强调文化研究的意义的同时，柳冬妩并 不鄙薄“打工文学”的美学价值，相反，他一 直强调，“打工文学”首先是文学，而不是别 的。他经常引用艾略特的话来提醒自己：“文 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 定；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测定一种读物是否是文 学，只能用文学标准来进行。”有了文学标准 的确定，“打工文学”才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文 化依据。 

它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话题。比如， 关于乡愁、身份、身体、底层叙事等，过去并 不是没有人谈论过，但把这样的话题放在“打 工作家”身上来讨论，意义完全不同。在这一 轮盛大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数以亿计的人离开 自己的故乡，从乡村到城市里去，成为打工一 族，而如此大规模的打工族群的离散和聚合， 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验。他们那种游离 感和放逐感，那种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他们的肉身经验和精神经验，他们对生命的体 验和他们的现实与梦想，都和过往的文学书 写不同，理解了他们，就理解了文学的另一 面。“‘打工文学’潜入每个具体的、肉体的 生命个体的‘内部’，撕开外在的工具理性、 权力、物质化的话语遮蔽，敞开了人的存在的 真实境遇。”“‘打工文学’的本质在于描述 打工者的生存经验，是来自底层内部的身体叙 述，是身份未定者的文学，也是持续追求归属 和无穷追问身份的文学。”——这些表述，深 化了之前文学界对“打工文学”的认识，并使 “打工文学”与一批有重量的话题联系在了一 起。而且，通过“打工文学”这一个参与者众 的文学实践，为讨论城与乡、流散与归家、底 层叙事与主流叙事等论题，提供了真实的例 证。文学既塑造群体性记忆，也用个体经验来 反抗一切加在他身上的文化遮蔽，《打工文学 的整体观察》很好地平衡了群体与个体的研 究，并把一些话题引向了深入。比如在第十三 章“身体的真相”，柳冬妩就全面分析了“打 工诗歌”所出现的新的特征，并从“生命意识 的觉醒到身体意识的觉醒”中，感受一种“主 体的痛感”，这样的研究，让人对“打工文 学”中的一些段落有了全新的认识。 

《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所花的心 力，不仅在于篇幅，更在于它对这个问题的研 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打工文学的整体观 察》关注了一大批无名的“打工作家”，并力 图发现一切有意义的“打工文学”。我常常惊 叹于柳冬妩的阅读耐心，他跟踪和解读了那么 多沉潜在底层的写作者，并通过对这些写作者 的研究，完成了对“打工文学”这一场域的描 述。

他不仅研究了一种写作现象，其实也书写 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生活——假如没有这种文学 生活做基础，很多“打工作家”也许难以坚持 自己的文学理想。正是他们在打工之余，彼此 交流，互相激励，才使他们对记录自己的生 存经验、思索自己的生存境遇有异乎寻常的激 情，他们有时并不是想通过文学改变什么，而 是想通过写作本身让自己的内心获得一个定 位。

这个独特的写作人群，后来也出现了很多 有全国影响的作家，如王十月、郑小琼、塞 壬、林坚、谢湘南、戴斌等人，但更多的人， 是匿名的，是写作人群中的芸芸众生，他们的 写作并不成熟，不过是自我表达，也许并不会 在文坛留下痕迹，但柳冬妩以一种平等心来看 待他们，并对他们的写作有一种真诚的凝视， 这是一种很可贵的面对文学现场的研究精神。 尤其是诗歌，假若没有大量对这些无名诗人的 关怀和检索，一个批评家根本就无从辨明一种 新的写作是如何诞生和如何发展的，它的根源 在哪里，它的局限又在哪里，这些，都要有丰 富的写作实证作为支撑，才能发现问题之所 在。

法国的蒂博代说：“如果不是有成千上万 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作家维持着一种文学生活 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文学，也就是说，不会 有大作家。”[⑧]他强调了文学生活的重要 意义。确实，对大作家的研究，从来不乏其 人，但对那些“成千上万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 作家”也持认真的态度，并试图从中发现一些 亮点、一些有价值的话题的研究者，却少之又 少。尤其是“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新的类型， 一种“身份未定者的文学”，在当下的文学研 究格局中，本就属于渺小的、无声的，要让无 声者发出声音，难度可想而知。柳冬妩完全出 于对“打工文学”的热爱，出于对底层写作者 的敬意，才把自己的文学研究锁定在一批打工 作家身上；他有一种和这批作家一同成长的决 心，也竭力要把这些人的写作纳入到当代文学 的版图中来观察，这份研究者的心志，在当代 批评界，并不多见。

如何让无声者发声，尤其是让沉默的大多 数发声，这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研究者特 别要关注的。《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出 版之前，柳冬妩已经发表了大量研究“打工文 学”的文章，他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的“打工 文学”类型做了不少精到的论述，这些文章， 是关于“打工文学”研究极有价值的声音。正 是柳冬妩等少数几个研究者对这些声音的反复 强化，“打工文学”这些年才受到了广泛关 注，而且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话题，参与了 当代文学格局的重塑。柳冬妩把少数者的文 学，阐释成了与多数人有关的文学；把沉默者 的声音加以理论升华，使之成了众人都听得见 的声音。这种站在弱者、少数者、沉默者一边 的研究姿态，使《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 有着文学原生态的品质，也有着真正的理论原 创性——它所阐释的文学作品，都是未经命名 的；它所关涉的问题，都是未有定论的。很多 研究，柳冬妩或许只是开了个头，但问题一旦 提出来了，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起点延 伸下去。比如，柳冬妩研究“打工文学”时， 专门谈及“打工小说中的少数族裔话语”，以 及“打工文学与儿童文学”等论题[⑨]，就 表明他的研究视野是开阔的，而且对那些不被 察觉的写作现象——如“少数族裔话语”，还 有“打工文学”与现代文学、世界文学的隐秘 关系等，他用力尤多，他是想通过这些不起 眼的写作进行分析，全面描述出一种文学生 活——“打工文学”恰恰是在一种特殊的当代 生活中诞生的文学，离开了生活的现场，这种 文学的意义就会消失。这种庞大的、无人认领 的打工生活中，有太多的经验值得书写，有太 多的人生值得关怀，它其实是文学写作的一笔 巨大的矿藏，现在主要是一些打工作家在挖 掘，也许，若干年后，要返观这个时代的真 实，“打工文学”很可能是最可信任的精神素 材，它凝结着一个庞大人群的生存记忆和心灵 流变。因此，柳冬妩为我们所描述的这幅“打 工文学”全景，具有文学与文化学的双重价 值。

四

面对一种貌似卑微的文学，研究者的立场 尤为重要。对“打工文学”，多数的人是轻忽 的，最多是大而化之地谈及。有些人，把“打 工文学”的边界无限扩张，最终陷到了题材决 定论的误区；也有些人，以“打工文学”在 美学上存在的某种粗糙，断然否定它存在的意 义。柳冬妩的研究，对这两种趋势都有一种警 醒。他一方面，谦卑地倾听来自文学写作第一 现场的各种声音；另一方面，又去芜存精、艰 苦爬梳，把“打工文学”中的精彩段落发掘出 来，加以审视。他呵护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艰难 生长的过程，体察那些基层写作者的甘苦，即 便是对那些艺术上明显缺乏良好训练的作品， 也有一种宽容和理解，以“一种穿透性的同 情”(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莱蒙语)，经验作者的经验，理解作品中的人生，以一种生命的学问，来理解一种生命的存在。他背负的批评使命，是廓清“打工文学”的现状，也是为“打工文学”正名，让它更具文学的审美价值。

文学批评曾经是传播新思潮、推动文学进入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武器，尤其是新时期初，它对一种现实的辨析和抗议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但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的保守化和精神的犬儒化，文学批评不断缩减为一种自言自语，它甚至将自己的批判精神拱手交给了权力和商业，它不再独立地发声，也就谈不上参与塑造公众的精神世界。文学批评的边缘化比文学本身更甚，原因正在于此。而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只有进入一个能和人类精神生活共享的价值世界，它的独特性才能被人认知，它才能重新向文学和喜欢文学的人群发声。柳冬妩借力于“打工文学”的研究，让文学批评重新面对一种人群、一种生活，并和一些作家进行内在的对话，把文学还原到当下的社会语境之中，进而重释文学之于这种人群、这种生活所残存的意义，这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未尝不是一种贡献。

他或许并不能改变“打工文学”的卑微性，但能使“打工文学”在当下的文学丛林中，发出微弱的光，让人知道还有一种人是这样写作、还有一种人是这种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微不足道，他们的写作也可能转瞬即逝，但面对这种卑微的文学，并不是每一个批评家都愿意取谦卑和对话的态度，真正热爱它，也注目于它的。其实，对这种问题很多、略显粗糙的文学，作为一个批评家，取批判、否定的立场可能更见勇气，也更容易伸张自己的艺术理想；但柳冬妩选择了对话和宽容，他不是不知道这些作品存在的弊病，但依然以理解之同情，尽力去发现他们的亮点。为何？就在于他感受得到一种文学在一种艰难的生活中生长的不易。而一种文学经验要被认同，一种写作要开始具备气象，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让它持续地活下去，通过时间的淘洗和自身的积累，使其慢慢长出自己独异的面貌。柳冬妩清楚“打工文学”的存在，有一种脆弱性，写作者可能因生活的困难难以继续写作，他们所写的生活也可能因为毫无消费性而无法进入编辑、研究者的视野，面对这种状况，一个批评家，在发力批判的同时，更需要的是肯定、张扬其中真正优秀的作品。

批判、摧毁不是批评的终极目的，批评的终极目的是要让更多优秀的作家在你身边站立起来。这么多年来，柳冬妩很好地践行了自己的批评责任，在他的笔下，我的确认识了不少优秀的作家，他们从一些不知名的角落来，但他们的文字冲击力却使我难以忘怀。这些作家的成长，当然和柳冬妩的体察、同情、谦卑的对话、专业的研究有关，他为这种文学的生长，争得了不少学术空间。“现在有些性急的批评家热中于裁判是非，评定优劣，恨不得天下的作家都像他希望的那样子写作。”柳冬妩克服了批评家的这种通病，他总是先去理解，再作判断。即便他对一些作品有批评、有建议，也是用温和、委婉的方式说出来，让人觉得一切是可以商量的，文学终归是在传递一种暖意，一种同情，传递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他不仅不会“恨不得天下的作家都像他希望的那样子写作”，反而“意在提供一种差异性及其造成的潜对话，揭示‘打工文学’可能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把“打工文学”阐释成了一种多面的存在，一个开放的空间。

确实，柳冬妩的文学批评，饱含着太多的善意，也宽容了许多写得还很稚嫩的文学，以致我们不由得希望他在对待“打工文学”时，选择能更严苛一些，文学的标准也立得更高一些，尤其是在找寻一种理论资源来解释“打工文学”时，要尽量顾到合身与否，而不要过度升华。我相信，《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完成之后，柳冬妩对“打工文学”的现场梳理已告一个段落，“打工文学”的草创阶段也已基本过去，如何把“打工文学”引向深入，使之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文学品格，这是柳冬妩下一个阶段要思考的问题。我在柳冬妩最近的一些文章中，开始看到他在思想路径上的变化，但他对“打工文学”的情感没有变，但是，除了为它们阐释和代言以外，柳冬妩似乎也意识到了文学的某种无力性和无效性。

我能理解他的这种无力感。休姆在《语言及风格笔记》中说：“当我们在艺术作品中看到矿工和手艺人时，他们造成的印象与矿工的情感没有任何联系，也丝毫没有使矿工的生活变得高贵些。他们只是画布上一团模糊的光和影。镜子里的反映物没有纵深度。”在《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的“后记”中，柳冬妩也引用了这段话，他深感无论是“打工文学”本身，还是关于“打工文学”的研究，都不过是文学虚构的产物，就像画布上的光和影丝毫没有使矿工的生活变得高贵些一样，“打工文学”也丝毫无法改变贫弱的打工阶层的无声状态。这样的忧虑，会迫使柳冬妩直面“打工文学”的困境，也对文学的可能性产生新的想象。“打工文学”没有完成时，打工生活依然还是中国的主流现实，当下中国的城乡经验也还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变幻着，“打工文学”要如何书写这个后乡土中国，这是文学要面对的现实，也是柳冬妩这些文学研究者不得不重视的新的精神背景。

柳冬妩，本名刘定富，男，1973年生于安徽霍邱县。现任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兼任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东莞市青年诗歌学会会长、《南飞燕》常务副主编、东莞市文联副秘书长，系广东省第二届重点扶持项目签约作家和广东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荣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团中央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2009中国随笔排行榜第二名、首届广东省青年文学奖、首届广东省大沙田诗歌奖、东莞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东莞首届荷花文学奖等奖项、东莞市第四届荷花文学奖、东莞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文学大奖等奖项。在《诗刊》《诗选刊》《诗歌报月刊》《诗歌月刊》《星星诗刊》《绿风》《诗潮》《散文诗》《北京文学》《延河》等发表诗歌200多首，出版《梦中的鸟巢》等诗集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