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仁文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饱经沧桑的父亲即将在数千里之外的乡下迎来80岁生日，深夜忙完工作之后，想起对不少有过交往的师友都有文字记载，难道对相处了几十年的父亲却没有什么可说的么？不，要说的太多了。
自从作为家里主心骨的母亲走了之后，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老家的父亲了。虽然差不多每一两年都要说服父亲来北京住一段时间，他也考虑到我们忙没时间回去，尽量过来，但每次都住不久，最多一个月后就坚持要回去。妻子苦苦挽留，问父亲是否我们招待不周，父亲含着泪说：“我一个农民，你还每晚给我打洗脚水，我没有二话说，是我自己没福气，一闲下来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回到家一干活就什么都好了。”话虽这么说，但我总隐隐觉得，父亲是不希望给我们添麻烦。
母亲在世时，父亲基本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纵然远在天涯，也无需牵挂。如今却不同了，我经常牵挂着自己年迈的父亲，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给他去个电话，但他听力不好，经常听不见。原来想与父亲通电话时，还可以叫同一个院子里的堂弟转接一下，现在他们也为了小孩的上学搬到镇上去住了。常常要很长一段时间，有亲人朋友去探望父亲，我才能通过他（她）们跟父亲说上几句话。
为了让父亲精神上有所寄托，我曾鼓励他把自己写的对联、诗词、散文等收集起来，并继续创作一些，到他80岁时我们帮他出个集子。父亲听了很高兴，最近几年颇有点乐此不疲的感觉。每次我们回老家或者他来北京，都要拿出几副自己撰写的对联来让我们欣赏，我虽然忙得无暇细品，但对于其中的许多典故既感陌生又表钦佩。每每听到妻子无原则的表扬，父亲总是显得很开心。
眼看父亲的80岁生日就要到了，我请隆回文化界名人、也是我在隆回二中上学时的老师马轶麟先生帮我玉成此事。马先生为此花了不少功夫，初拟书名为《述荦文集》。“述荦是什么意思？”我问马老师。“述荦是你父亲的字！”马老师有点责怪地告诉我。父亲还有字？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由此想到，我对父亲的了解太不够了。
父亲虽然是隆回二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但一肚子书在农村白白浪费掉了。他个子瘦弱，又可能由于一直在学校读书，对一些农活确实不怎么熟练，农村集体化时他的工分很低，甚至比母亲还低。为此，不仅他本人常遭白眼，家人也受到牵连。我曾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写到，别人家的男人强一些，妇女一般就在家操持家务了，而我们家，因为父亲干活不得力，所以母亲也得出工，里外操持，非常辛苦。我有时暑假也跟大人们一起去干点农活，听到别人议论父亲干活不行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对此，父亲应当也是感到内疚的，如他这次集子里的一副对联的上联就说：“蹉跎岁月，微薄才能，难堪妻孥罹忧，坷坎人生尝愧疚。”
父亲不仅干农活不得力，还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甚至有几分文人的清高。这让他付出了惨重代价。他曾几次在招录民办教师的考试中名列第一，却都由于和当时的基层干部合不来而得不到推荐。当然，合不来既有父亲性格方面的原因，还有更隐秘、更痛苦的原因，那就是父亲在自传中所说的：“走厄运的另一原因是：我妻品貌双全，一见有不怀好意之徒，就抱着小孩避开，因此得罪了某干部，他怀恨在心，仗势欺人，想害我永世不得翻身。”
人不能尽其才，不能放到一个自己所擅长的位置上，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真是个人和社会的大悲剧。父亲还讲过，有一年征兵，大队书记要他写标语，他引用顾炎武之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谁知书记看不懂，竟怀疑他写的是反动标语，要批斗他，他想解释，又怀疑他是狡辩……由于自己不得志，父亲也常常在家里跟母亲发脾气。直到后来，父亲受人民公社的派遣到株洲、岳阳等地从事劳务，性情才慢慢变得豁达起来。随着家庭环境的逐渐好转，父亲的脾气也越来越好了，反思年轻时候走过的一些弯路，他也说，都是自家人，现在怨谁都没有意义了，只怪自己的命运。
在温饱都成为一个问题的农村集体化时代，什么文化，什么才华，那都是白搭。父亲常常喜欢在深夜看书，连母亲也嘲讽他：你还要考大学啊？还是省着点煤油给你儿子读书用吧。因为父亲的这种弱势地位，我也潜意识地没把他当回事，比如他教我书法，我就持一种逆反心理：字写得再好，答案不对也考不上大学；相反，字写得不好，只要答案对了，也能考上大学。现在想来不但后悔，还觉得对不起父亲。特别是这次看了父亲写的自传，更是心绪难平。原来父亲在高中时学业还是很优秀的，不仅数学有特长，语文也很好，高三最后一次作文时老师的评语是：“作家之笔风，文豪之口吻，确实是好文章。”但由于当时父亲带了几位同学去看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以及一个同学污蔑父亲偷了他的雨伞而被老师偏听偏信等原因，导致品行分数被降，加上阶级出身属上中农（贫农和下中农统称贫下中农才是依靠对象，上中农只属于团结对象），致使考大学成了泡影。读到这些，我不由得深深地同情起自己的父亲来，也忍不住由衷感叹：一个老师的好坏对于学生的前途命运是何等的重要，留在学生心灵深处的记忆又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说到阶级出身，父亲的自传里也有所披露：我的曾祖父本来是殷实之家，因为土匪打劫、花钱换人质、国民党抓壮丁、花钱买兵，以及火灾等多方面原因，致使家道中落，但祸福之所伏，这又使得我的爷爷在解放之后免于被划为地主成分。虽然还是被划为上中农（父亲因此身份不能评助学金，几次面临失学，靠每天跑通宿到离家20里的二中就读的坚强毅力完成学业），但总比“地富反坏右”这样的斗争对象强多了。我上小学时，有一对双胞胎同学出身地主家庭，受尽大家的凌辱，后来都年纪轻轻就过世了，我不知道是否跟他们小时候受的打击有关。没有想到，过去从电影、小说中看到的这种社会变迁与人世命运的离奇情节，竟然就在我自己的家族中真切地发生过。
母亲过世后，父亲的主体地位在我心中逐渐突显。慢慢地，父亲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变得愈发坚强、慈祥和有趣起来，他甚至对我的思维和学术观点产生了影响。
在我们这个家，母亲固然起着支撑作用，但细想起来，也确如父亲所言，家里的相当一部分开支都用到母亲的药罐子上去了。母亲从小体弱多病，好几次命悬一线，亲戚们都建议我父亲放弃算了，父亲却说砸锅卖铁也要救治，终使得母亲几次捡回一条命。晚年的父母很是恩爱，父亲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母亲多享几年福。随着农村经济状况的好转，人们对有文化的父亲也开始尊重起来，各种红白喜事都请父亲去帮他们写对联、作祭文，母亲也开始以欣赏的口气跟我们讲述这些事情。
父亲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读高小时脚部就先后两次骨折，高考又因前述原因壮志未酬，回乡务农后屡遭不白之冤，甚至落到被人怀疑偷盗别人东西的程度，“话传到我耳朵里，心中的苦闷，无法形容……究其原因，大家都穷。”或许正是这些沧桑经历，使父亲的情感不再轻易外露。我曾有一个可爱的弟弟，在读小学时不幸溺水身亡；又曾有一个漂亮的姐姐，也在烟花厂出事故捡回一条命。每遇家庭此类变故，急性子的母亲总是第一个病倒，父亲却看不出来焦急的样子，以致一再被母亲斥责。这次看他的传记才知：“这两件不幸之事，害得我两口子悲伤得死去活来。”
父亲担任林场护林员期间，常常三更半夜要到深山老林里去巡查，好几次回来都跟我讲起倒路鬼的经历：他被倒路鬼迷路了，几个小时绕来绕去就在原地走不出来，于是念口诀：“倒路鬼倒路鬼，你织你的布，我走我的路，你若要挡我的路，我就要撕烂你的布。”顿时路就在他的身边，一切都明朗了。父亲每次都风里来雨里去，穿越在山林中、坟地里，好像从来就没有害怕过。我也知道，他是一个不信邪不怕鬼的人，但父亲亲口对我讲的此类体验和其他一些神奇故事，让我对科学和迷信的界限增添了几分犹豫。
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父亲现在已经变成干农活的一把好手了。他栽植的各种果树每年都收成颇丰，他自己根本吃不了，所以每次都送给来看他的亲戚们一些。时代在变化，当年父辈千辛万苦开凿的农田和水利工程如今大都荒废了，那时农村的资源紧缺，多少家庭为了一棵树、一分田闹得不可开交，但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几个愿意待在大山深处，他们要么出去打工，要么搬到镇上去住了。不止一次，有亲戚想劝父亲也搬到镇上去，说在他们的 楼上给他加盖一层，那里的生活方便多了。但父亲却顽固地坚守在他的老家，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去年春节，我一家三口还有姐姐全家一起回去陪他过年，在上海工作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还带了他们的小孩，四代同堂。父亲很高兴，喝了点酒之后，他跟我们感叹：这些年之所以生活越来越好，主要是国家没有打仗。他的这句话令我受到触动，应当也是他们这一辈人的切身感受吧。
第二天，阳光明媚，他带我们一起去看自家的山林。在一片茂密的林海前，父亲高兴地对孙子和外孙外孙女说：这些将来都是你们的呢，你们看那些笔直的树，我平时都舍不得砍。看到孙辈们漫不经心的样子，父亲多少有点失落，又自言自语道：你们将来肯定不要这些，这些对你们也没有用。
是啊，如果说父亲是农耕文明的一代，我则是工业文明的一代，而我们的下一辈现在已经是网络文明的一代了。不过不管文明如何变迁，人性却是永恒的。现在很多人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充满恐慌，认为它将取代人类的一切。我不这么认为，人类的爱是任何别的东西所取代不了的。
谈到网络文明，我想起自己刚刚出版的一本学术著作《网络时代的刑法面孔》，书中提到我心目中理想的刑法形象是“慈父严母”的形象，应当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受到父亲的影响，是父亲慈祥的面孔给了我启发。我衷心希望并祷祝自己的父亲健康长寿，以便继续给我以力量、经验和灵感。 2017年10月22日于北京
（本文为家父八十寿诞文集《寿焕南山》的序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