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少文
【作者简介】徐少文，邵阳学院客座教授，魏源及湘西南文史研究基地研究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长篇历史小说《魏源》和长篇小说《流淌的爱》《神圣之门》；散文集《琴韵》《仰望魏源》；主编文集《金潭二魏集》《袁吉六集》《邹跃进集》等。
清史稿·魏源传》云：“源兀傲有大略”，对魏源有一个简要的评价，既性格兀傲，有雄才大略。纵观魏源坎坷的一生，处处体现了他兀傲的个性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不趋附权势，不畏惧淫威，铮铮傲骨，尽显人生风流！
一、百折不挠科考路，真才实学显才华
魏源天资聪颖，学识渊博。但他的科考之路尤为不顺。他15 岁考中秀才，29 岁考中举人，高中“南元”。据《清代朱卷集成》记载，各考官对魏源的试卷评价极高。大主考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黄钺的批语是“超心研炼、灏气流行”。本房总批更是褒奖有加：“披一品衣，抱九仙骨。其才识足以包涵群籍，其笔力足以扛举千钧；析理如茧丝牛毛，制局如铜墙铁壁，非平日寝馈于古文大学不能臻此境也”。
可见，总批的评语非常之高。按照魏源的才学和知名度，参加会试考取进士，应当是囊中取物，不成问题的。但他后来几次参加礼部会试都屡遭挫折。
据史科记载，道光二年，魏源考中举人后，陶澍曾暗示魏源投贽穆彰阿门下，争取通过会试考取进士，求得功名，但魏源没有听从。李抱一在《乱楮间杂忆》中记载：“默深先生应北闱获录，逐常居京师，陶文毅公深器之，为之游扬于朝，又欲其投贽穆彰阿以取巍科，先生不之从也。穆相时正宏奖风流，欲罗致先生，亲访之于寓次，先生慢不为礼，卒亦弗谒见，穆深衔之，遂坎坷终身”。
魏源曾经六次参加过礼部会试，分别是道光三年、道光六年、道光九年、道光十二年、道光十五年、道光二十四年。而道光三年会试，穆彰阿为副考官。本来，魏源在道光元年已考中顺天府乡试第二名举人，并得到过皇上的褒奖，按理说，他此次会试是能够被录取的，但却出人意料地落榜，有人说是穆彰阿从中作梗；道光六年会试，同考官刘逢禄极力推荐魏源卷未果，令人费解；道光九年会试，穆彰阿的同僚曹振镛为正考官，魏源未中；道光十二年会试，穆彰阿为副考官，魏源又不中； 道光十五年会试，穆彰阿为正考官，魏源仍不中。这个现象表明，魏源屡试不第，与穆彰阿有一定的关系。由此可见，李抱一所称魏源科场受挫乃是穆彰阿作祟，并非臆测，而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虽然，魏源前五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中榜，但他的名气早已誉满京城。论才学，魏源诗文俱佳，其诗歌成就与当时的著名诗人龚自珍并驾齐驱，时有“龚魏齐名”之称；论才干，魏源受聘担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先后参与策划漕运、盐政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大有宰相之才；论学术水平，魏源著作等身，他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等被誉为经典之作，特别是1842 年撰写了惊世之作《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伟大思想，为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曲高和寡，《海国图志》高瞻远瞩的论述并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甚至视为异端邪说被打入冷宫。令人遗憾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伟大思想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促进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伟大思想家魏源的名字从此响彻东南亚乃至全世界。对于魏源的才学，世人早有公论。清代著名学者李慈铭称誉他“体大思精”“博学有霸才”；龚自珍评价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张维屏称：“魏默深、龚定庵皆奇才，然使之得位持权，其刚愎自任亦宋代王安石也”。那么，像这样一个满腹经纶，堪称一代硕儒的魏源，却为何迟迟不能考中进士，以宰相之才却不能得进士之名呢？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何等的黑暗，埋没人才。
直到道光二十四年，魏源五十一岁的时候，才考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不料主考官以“磨勘稿草模糊”为由，即试卷文稿草率、字迹模糊罚停殿试一年。这使魏源本来已十分沮丧的心情又蒙上了一层阴影。魏源以满腔的悲愤写下了《都中吟》，诗中以“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嘲讽只要能写上一笔秀丽的小楷，能胡诌几首八韵诗，就可以当上文武将相，深刻揭露了清朝科举制度的黑暗。道光二十五年春，五十二岁的魏源通过补行殿试，才被正式录取为三甲九十三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
二、经世致用树新风，力行改革立功勋
崇尚理学，讲求经世致用、主张躬行践履的湖湘文化传统，对魏源经世思想形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生长于湖南，曾在濂溪书院、岳麓书院读书，接受过湖湘文化的培育。很早就有了经世志向，留心经济之学。1825 年，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编撰的鸿篇巨著《皇朝经世文编》，开辟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新风，名声大噪，成为清道光时期一名引人瞩目的新星。在此时期，魏源受邀担任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他关注时务，躬行践履，辅佐陶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有两件事做得非常成功。
一件是创建票盐，实行盐政改革。清朝的盐政沿袭明朝的盐法，实行《纲盐法》。《纲盐法》是明万历三十六年颁布的一种盐政制度。《纲盐法》规定，凡列入纲册中的盐商才有运销食盐的权利，纲商成为政府特许的食盐专卖商人——官商，他们垄断了食盐的运销权。这种制度具有很大的封建垄断性。由于纲商除了按照规定税额缴纳盐税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捐派，而且数额巨大，漫无节制，于是就通过不断增加盐价作为补偿。盐价的飙升，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引起越来越严重的食盐走私。盐价越高，走私越严重，官盐的销售就越困难，这又影响到清朝政府的盐税收入，形成了一种病国病民的交困局面。
针对盐政存在的弊端，魏源向陶澍提出了变法、裁费、轻本、减价、敌私的改革思路。首次提出了“只问盐课之有无，不问商贾之南北”的新思路，后来，魏源又根据这条思路，提出实行“票盐制”。所谓“票盐制”，简单地说，就是在盐场设局收税，只要照章纳税，谁都可以领票采盐贩卖，无票之盐以偷税漏税的私盐论处。具体的操作方法是由盐运使印制三联空白票式，一联为运署票根，一联留分司存查，一联给民贩行运。民贩纳税领票的时侯，就由经办人员在票内填写民贩姓名、籍贯、运盐数额和要销售的州县，按照路途远近，立限到岸，任其销售。实际上，票盐即盐业自由贸易，变盐业官营为商营，国家只收税利和场价。
“票盐制”的实施，彻底打破了清承明制的《纲盐法》，即所谓的“祖之定法”，也严重触犯了纲商垄断的特权利益，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反对和纲商的辱骂，一些纲商对魏源进行威胁、恐吓，伺机报复，扬言要打断魏源的腿。但魏源不畏强暴，依然我行我素。在一些老百姓和商人对“票盐制”持怀疑、观望态度，担心纲商卷土重来的情况下，为了推行“票盐制”，魏源以身作则，亲自带头做盐业生意，有力地推动了“票盐制”的顺利实施。
《票盐制》的实施，彻底打破了清沿明制的纲盐法，这在中国盐政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唐代的刘晏曾有过类似票盐的自由运销主张，清初的李雯、顾炎武等人也曾经主张商人自由经营食盐，但是，魏源主张的这次盐政改革，其票盐法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远远超出了以往的范围，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也是前人无法比拟的。
另一件是倡行海运，实行漕运改革。道光四年，洪湖高堰溃堤，导致京杭大运河浅凅，无法行船。江南的大米无法运抵京城，漕运改革迫在眉睫。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征求幕僚魏源的意见，魏源认为，漕运一直是朝延的一大弊政，漕粮从征收、交兑、入库、装运，需要大批官吏和人员经营，而其中又有不少贪官污吏从中渔利，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利，挖空心思，向农民、漕运人员敲诈勒索。当时有数字统计，每运一石粮食，大约需要十两银子，而粮食每石不过一两银子左右，其中的猫腻可想而知，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漕运应当改革。但漕运是多年的例行公事，是“天庚正供”，是皇帝粮仓的东西，不能停止。贪官污吏也希望借此大饱私囊，就千方百计想办法阻止漕运改革。因此，漕运要想进行彻底的改革，首先是要去掉“人心之积利”，则“百废可举”。其次是改变运道和运输的方法。于是，魏源向陶澍提出了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的漕运改革主张。
道光五年秋，漕运改革的方案得到道光皇帝的御准。道光六年正月正式实施，二月，漕运船队从吴淞口出海，十余日到达天津，几天后运抵京城。这次海运由于筹划得当，措施严密，获得完全的成功。共运米一百六十三万多石，不仅米色优于河运数倍，且无一人一船受损，其全部费用仅为河运的一半。
海运的成功，使道光帝龙颜大悦，亲笔题写“安澜利远”四个大字，盛赞海运成功，并颁诏嘉奖所有任事官员。虽然，这次海运的组织和指挥者是两江总督陶澍，但具体的改革方案和大量的实际工作，却是魏源做的。在倡行海运期间，魏源写下了《筹漕篇》（上、下）、《海运全案序》、《海运全案跋》、《道光丙戌海运记》、《复蒋中堂论南漕书》、《复魏制府询海运书》等文章，为试行海运做了坚实的理论准备和总结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海运经验和精神财富。同时，也充分证明了他在这次试行海运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功勋。
通过这次试行海运，魏源经世致用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实践证明，他提出的改革思路切合实际，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仅对当时的海运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推动了海运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对于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仕途坎坷不弯腰，淮扬保障美名扬
魏源的仕途也十分坎坷。他于道光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后，先后出任东台、兴化县令，以他卓越的执政才能和出色政绩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爱戴。《兴化县续志》卷首特刊了魏源的县官画像，并撰文赞颂：“才非百里，学贯九丘。幨帷下驻，琴韵长留。身居中土，神往瀛洲。潜心著述，远采穷搜。时方浑噩，公已研求。卓彼先觉，如有隐忧。牛刀初试，砥柱中流。淮扬保障，千载寡俦。”文章高度赞扬了魏源的非凡才学和执政才能。“淮扬保障，千载寡俦”，是老百姓对这位深受人民敬重与爱戴的亲民官的由衷礼赞。
但魏源兀傲的性格却严重影响了他的仕途。1845年，魏源奉旨出任东台知县。东台是有名的贫困县，历年都无法完成朝廷核定的皇粮国税，前任拖欠的赋税就落在了魏源的头上。魏源好不容易完成了当年的赋税，不忍心再加重农民的负担，结果由自己赔偿了前任拖欠的赋税，如此一届东台知县，不但没有赚下年俸，反而贴上老本。魏源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江南钱漕弊政的严重，撰成《钱漕更弊议》一文上呈江苏巡抚李星沅，分析了钱漕弊政中明加、暗加、横加等问题，陈述改革弊政的办法。但他的救弊之法，清朝政府是根本不能接受的。1849年，魏源出任兴化知县，正碰上水灾，时任河道总督的杨以增为保乌纱帽，不顾启闸泄洪将冲毁农田，成熟的稻谷颗粒无收的严重后果，贸然下令启闸泄洪。当地民众敢怒不敢言。魏源到任后的第四天，亲赴大堤，组织抗洪。他冒着丢乌纱帽的危险，敢于抵制河道总督杨以增的错误决定，制止河臣开闸泄洪冲毁稻田，又连夜赶赴总督府，击鼓撞钟，为民请愿，请求两江总督陆建瀛支持。结果得罪了河道总督杨以增，从此埋下了祸根。1851年，魏源担任高邮知州时，正遇太平天国攻破南京，清朝统治岌岌可危。1853年，太平军攻占扬州，杨以增受朝廷之命督办江北防剿，由于魏源与杨以增有过节，杨以增公报私仇，以“迟误文报”为由弹劾魏源，他向咸丰帝参奏：“臣闻江南、江北大营围攻洪贼不利，皆因高邮知州魏源从中作梗，迟误文报，导致南北信息不畅。又闻高邮一带闾里门户上倒贴‘福’字，有小民接济贼匪米石之嫌，此乃民心向背，皆地方庸吏作俑，此等不屑官员，早该革职查办。”咸丰帝听信谗言，当即准奏，将魏源撤职查办。后来，在大臣袁三甲等人的极力保奏下，魏源官复原职。但性格兀傲的魏源早已心灰意冷，无心仕途。他当即写了辞呈，从此隐居。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骨气。性格决定命运，铮铮傲骨塑风流，正是魏源这种清高兀傲的性格，决定了他坎坷的命运，同时也铸就了他辉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