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凤华

本文认为《哀郢》“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过夏首”指屈氏迁江南，“西浮”指屈氏放汉北，屈氏经夏水进入扬水再入汉北，因汉北在郢都的西边，故曰西浮，此处二者互文，系屈氏在顷襄王时期追述放汉北事以记之。

一

历代学者于“夏首”有多种解读。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夏首在沙市、江陵一带，另一类则认为夏首不在沙市、江陵，或在夏口，即今之汉口，或在沮漳流域。

一、夏首江陵说

（1）自西向东行：东汉王逸认为“言己从西浮而东行”，姜亮夫曰：“西浮者，谓自西而浮，非浮向西也。盖夏首在夏水出江处。夏水出江而北流入汉，故过夏水亦可沿夏水入汉而顺江东下，故曰自西浮，故下文言顾楚之东门也。”这种观点影响比较广泛，被大多楚辞译本采用。

（2）向西行：林云铭《楚辞灯》：“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行者。”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这样认为，即江水在出夏首出处必定存在曲湾。但林论被于省吾先生否定：“完全出诸臆断（《泽螺居楚辞新证（下）》，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持此观点者，其根据在《水经注》：“江水左迤为中下水，右则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派屈西，极水曲之势，世谓之‘江曲’者也。”“中夏口在江津口、豫章口以东。”今人潘新藻由此在《湖北省建制沿革》中认定“此处名曰曲江，水势折向西南，屈原舟行过此，‘西浮’‘西思’之言，因地而发，触景而生，非虚构也。今有人译之为过汉口有回船向西，则失之远也（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张家清先生据此认为夏首在江陵郝穴。徐文武教授则认为夏首在长江荆江段盐卡、木沉渊一带，此地段江水先流向东南，再折向西，又转向南，形成一个之字形走势，江水自西向东形成一个急弯，水道受阻，向东南冲出一条河流，与上游江津口、豫章口来水汇合，向东南流去，形成夏水，冲决的河流即中夏水，决口就是中夏口。赵逵夫则认为，所谓西浮，就是先顺江东下，再从湖口入折向西。

（3）掉转船头：今人聂石樵承蒋骥说，认同夏首在郢都、江陵东南，认为“西浮”就是掉转船头，向西漂浮。戴震《屈原赋注》“既过夏首而东，复溯洄以望楚都”，亦此。

（4）“心思向西而船行向东”，这是郭沫若的论点。

（5）今人郭在贻放弃方位求证，选择从音韵学角度因声求义，认为西浮即疾浮，西字当作迅，迅从“卂”声。西，凡古双声，《说文》迅故从卥，凡，疾飞也，然则所谓西浮者，迅浮，亦疾浮，谓船行甚疾。马晓琴则认为，西是“棲”的古体字，同“栖”，即“凄然”之意，亦与下文“渺不知其所蹠”文通义顺。

二、夏首非江陵说

（1）认为夏首就在武汉的汉口。蒋天枢《楚辞校释》“夏首，夏水自长江支出处，北流注入汉水，其入汉处古称夏口，今曰汉口。”持此说者，还有王夫之、陆侃如、高亨、马茂元等人。《资治通鉴》南朝宋升明元年（477年）萧道成子赜至寻阳郡，以为其地可以“内藩朝廷，外援夏首”，顾祖禹《方舆纪要》“古来言地利者，蕲口之险，与夏首、湓城相为颉颃”，亦疑为汉口。王夫之这样解释“西浮”：“西望汉水，浮天际也。”蒋天枢则认为“舟至夏口因水势洄旋，舟若掉转西泛，故曰西浮。”

（2）民初学者杨守敬考订“过夏首而西浮”发生在沮漳，其《沮漳考》云：“夏水即阳水，沮漳即沧浪之水，即夏水之首。”他认为，楚有大郢小郢别郢。江陵郢都，春秋之季，被吴光所灭；宜昌郢都，战国之时，昭王之所筑。其《郢都考》云：“丹阳自归州徙枝江，在楚武、文之前，楚始都丹阳在枝江，秦拔郢指枝江。昭王前八代居纪郢。自昭王西逃沮漳，不复回纪郢。江南之枝江为古云梦泽。”

上述诸论皆言之振振，但其弊显而易见：或为自身际遇及政治伦理所左右，或违背常识臆测之所至，或忽视几千年历史地理之变化，赵论看上去颇合理，但又似乎漠视“过夏首”“西浮”之间的连贯性。夏首之争，至今未艾，而六朝以来学者所持夏首江陵说，亦逐渐被学界所接纳。本文采信夏首江陵说。

二

显而易见，上述诸论除杨守敬先生外，所谓“西浮”均在长江、洞庭湖一带发生。杨守敬先生认定，怀王、屈原一直居住在枝江郢都，北放、西浮就是沿沮漳西行至枝江古云梦泽，与上述论点大相径庭。“郢都枝江说”的追随者们，在秦王卑命钟出土后，更加坚定自己的看法。这件1973年5月在枝江云台公社新华三队由社员段绍纲犁地时发现的青铜件，刻有铭文十二字，钲部四字“秦王卑命”，鼓左八字“竞视（墉）（坪）王之定救秦戎”，由于鼓左第二字存在根本分歧，所以学界存多种解读：（1）秦王亲自下令竞去墉筑城，秦王到定，救秦国军队。（2）秦哀公求之于楚平（坪）王救秦国军队。（3）秦王求怀王救秦国军队。此钟便是秦求楚之铁证，“墉”被认定是怀王。这是杨守敬后裔杨世灿先生之论。也有人认为“墉”就是《离骚》里的伯庸，即屈原之父。但赵逵夫先生考证伯庸是熊渠之子熊毋康，是屈原先祖。且秦王卑命钟并非墓葬出土，又是单一编钟，缺乏连续性的证据链。杨世灿录杨守敬云：“屈原九年不回罗国（枝江）。屈瑕是其先祖，春秋攻而封枝江罗国，亦是屈原的世袭封地。古罗国迁徙湖南，屈原于前297年至前289年居封地汨罗，未回沮中郢都。”所以杨世灿认为，《抽思》写于前299年，怀王入秦未归，“有鸟南来集于汉北”指怀王入秦；《涉江》写于前297年，屈原离开当阳草埠湖季家湖楚王城，至长江百里洲南岸，至九嶷瑶圃，至昆仑普兰神仙山，渡江去汨罗，登高台鄂渚百里洲，至国舍居地邸外丛林，至沅江北，至常德德山镇莲花池七星庵村枉渚，至辰阳，至溆浦；而《哀郢》写于前289年，至今九年，即指前297年，系屈原在汨罗九年的历史回望。

杨守敬之说始于姚鼐。姚鼐认为《抽思》“有鸟自南来集汉北”系“怀王入秦，渡汉而北，故托有鸟而悲伤其南望郢而不得返也。故曰：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也。”姚鼐认为屈原在怀王时即被放逐江南，其《哀郢》篇注曰：“鼐疑怀王时放屈子于江南，在今江西饶信，地处郢之东，盖作《哀郢》时也。顷襄再迁之，乃在辰湘之间，处郢之南，作《涉江》时也。”即一东迁，一南迁，《抽思》中的“汉北”是怀王入秦时经过的汉北，而非屈原流放之地。此说得到马其繟、饶宗颐、于省吾等人承继。而钱穆先生更大胆地把《楚辞》所歌洞庭沅澧诸名皆移汉北，不仅遭到对手游国恩先生的驳斥，亦遭到同道饶宗颐先生的批评。饶先生与杨守敬一样，认为“《抽思》作期，当在怀王入秦之后”，考证“北姑，即齐地之薄姑也”，彼时屈原正在出使齐国。他说，《抽思》文曰“实沛伹兮”，曰“路远幽处，又无行媒”，曰“道思作颂”，则其时原或被召，自齐将返郢也。钱穆“南地北移”之举，亦被古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认同，石教授曾力证今荆州系列地名系南梁萧绎窃北地名篡改之。

屈原到底有没有放居汉北？林云铭的回答是肯定的。与姚鼐相反，他明确指出：“王逸谓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似《九章》皆江南之野所作也。兹以其文考之，如《惜颂》，乃怀王见疏之后，又进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则《思美人》《抽思》，乃进言得罪后，怀王置之于外，其称造都为南行，称朝臣为南人，置在汉北无疑。”林还对“汉北”的具体地理位置，作了如下解释：“汉北与上庸接壤，汉水出嶓冢山，在汉中府宁羌县，上庸即石泉县，怀王十七年，为秦所取，而汉北犹属楚。嗣秦会楚黄棘，复与楚上庸。至顷襄九年，楚为秦败，割上庸汉北与秦，故《思美人》篇亦云指嶓冢之西隈，以身在汉北，举现前汉水所自出，喻置身之高耳，若别举高山，便无来历以此推之，则原之迁此何疑。”林云铭据楚地西境在怀王、顷襄两世的存失状况，认为屈原放居汉北是在怀王时，而“汉北”是指与上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接壤的一带地区。林的见解，得到了蒋骥、戴震、游国恩、姜亮夫、马茂元、胡念贻、金开诚、赵逵夫等人的拥戴。这其中还有些人认为夏首就是汉口的，如马茂元，但不妨碍他认同屈原流放汉北。游国恩《楚辞讲录》云“‘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系屈原此时放于汉北，故下文云，南指月与列星，又云狂顾南山，聊以娱心耳。以郢都在南之故，然则北山当作南山。”1973年在江陵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相马经》，有江、汉、南山等地名，则南山应为汉北之地东南部山名。

这些人虽然观点一致，但对“汉北”具体位置各持己见。除林云铭外，汪瑷认为在“鄢郢（今宜城）之南，江汉之北”；蒋骥认为汉北“乃郧、襄之地。原自郢都而迁于此，犹鸟自南而集北也”；赵逵夫教授则认为“其地即春秋战国时汉北云梦，在汉水下游之北面，当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云梦、汉川几县之地。旧以为在郧襄一带或襄樊以北者误，更不是在秦国之地”，赵的依据是该地系楚王田猎之所，设有“掌梦（掌管云梦泽）”之职官，赵论遭到孟修祥教授的反驳，孟认为“掌梦”是掌管圆梦的官员，且赵论汉北之所在郢都东，于方位不符，由此推出依“掌梦”推出的结论也是靠不住的；黄灵庚先生认为“屈原退居汉北，就是退回到他父亲生前谪居过的上庸而已（《离骚伯庸考》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P82-84）”，上庸在汉水西南，即今竹溪、房县一带，把上庸划归汉北，令人难以信服，也与《楚世家》“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之两地之记不符。

依笔者“西浮即屈原流放汉北”之论断，屈原经夏水进入扬水（沮漳）经鄢郢再进入汉北（林庚先生亦云“从宜城再往北走，不远就到了汉北”），因鄢郢、汉北在郢都西面，故曰“西浮”，汉北按方位指向上庸或郧、襄之地，但郧、襄之地即古称汉北，便可排除上庸，所以屈原放汉北即郧、襄之地。依《楚世家》“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地相邻，且具“汉北”之地名；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据庾信《枯树赋》，襄樊以南至宜城一带称为汉南，则与之隔江相对的‘汉北’应是专指今樊城以北的一片地方。这里是楚与中原南北来往渡汉之处，故有汉北、汉南之称。这个地方在庸以东四百里左右，它在怀王时一直是属于楚国的。”《抽思》“低洄夷游，宿北姑兮”，“北姑”即古书中所称“百濮”，“姑、濮同音”，系西周初年之部落，楚立国丹阳后，逼迫该部落往西走，投奔庸，即在楚、庸之间的郧地。今亦有人考证北姑，即郧西汉北岸姑娘山西北湖北口古驿站。而据此，沧浪之水在沮漳便变得可信，而非今言之在监利白鹭湖或天、沔或涢水（安陆）一带。

三

笔者推断“过夏首而西浮兮”，“过夏首”指屈原迁江南，“西浮”指屈原放汉北。其理由如下：

（1）以屈原“博闻强识”“娴于辞令”之才，少年得志，20多岁即做了楚怀王的左徒之经历，“执忠信之志，存君兴国之心”，而遭怀王放逐之遇，且在三年之后，仍“竭知尽忠，而蔽障於馋”，他是不可能忘怀“西浮”这段人生历练的。周建忠先生《关于屈原“放逐”问题证辨》认为屈氏经历一疏一放一迁之人生历程，一疏在郢都，一放在汉北，一迁在江南，三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2）以屈原“世洲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馋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抑郁内心，“与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元正（朱熹《楚辞集注》，戴震《屈原赋注》作抽思，王逸注‘为君陈道，拔恨意也’，以‘拔’释‘抽’，以恨意释怨，故王逸注本作抽怨）”的记恨之情，“宁赴江流，葬于江鱼之腹，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的激愤之举，屈原更不可能忘怀“西浮”这段屈辱史。“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七谏》）”，说明屈原积郁在心，始终无法消弭块垒。

（3）关于《哀郢》《涉江》《怀沙》的写作顺序，《哀郢》写于《涉江》之后，是九年的历史回望。《哀郢》同时把两件大事：放汉北、迁江南记入文中。屈原放汉北是在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邹汉勋《邹叔子遗书·屈子生卒年月考》采《新序》之说云：“考张仪去秦相楚，诈楚绝齐，皆在怀王十六年，则原之见放作《离骚》，必是年也。”陆侃如先生也认为：屈原第一次放逐，事在楚怀王十六年，其地点则当是汉北。一说在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4年），能很好地解释“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但此时郧襄地区业已被秦军占领。故有些学者认为屈原被放了两次，第一次是怀王十六年放于汉北，第二次是怀王二十四年放于云梦泽。不管真相如何，不影响本文结论之形成。

（4）追述之举，具备文献例证。比方王夫之《楚辞集释》认为《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句，是“追述怀王不用时事”，王氏使用了“追述”之概念。

（5）“过夏首而西浮”多数学者倾向于地望而反对音韵、训诂之法，但既然有人采用上述方法，笔者亦可认为此处使用了互文之修辞。所谓“互文”，即“参互成文，合而见义”，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两件事，实则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此系同句互文之形式，即“过夏首、西浮而西浮、过夏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