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汉筠

在岭南的宗祠中，有这样一座宗祠，置身于车水马龙的闹市之中，却不失宁静、闲适与庄重。

在岭南的宗祠中，有这样一座宗祠，面积很小，仅仅800来平方米，却有张扬着无限的体量。

这座宗祠，无疑是一面旗帜。绍兴五年（1135），东莞籍第一个进士，就出自这里，而一扫“南荒之地”“文化沙漠”之“梗”。

这座宗祠，无疑是一种标志。在科考中，这儿有了“一门四进士”的美名。终宋一代，东莞中进士仅18人，而这一族就占了10席，桂东莞各氏族之冠。

这座宗祠，无疑是一个信号。绍兴十六年（1146），这里创办桂华书院，是东莞邑城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民办学府，比官方在城外迁建的学宫（官办学府）早40年之久，为东莞开发了读书的风气。自宋而至明、清东莞科名鼎盛，人才辈出，重教兴文形成共识，与这里的先贤不无渊源。

这座宗祠，就是位于莞城罗沙的翟氏宗祠。

二十年前，在回击“东莞是文化沙漠”之谬论时，曾去这座祠堂。记得那是一个中午，阳光正好，那块挂着“世德堂”牌匾的中厅正好，我们一行的手势正好，一行行带着热血的文字正好。

二十年风云，足可以将当年那个热血偾张的毛头小伙催熟成一个佝偻、气馁的小老头。但这座处在闹市里的宗祠，依旧淡然地、静静地端坐在那里。或许它知道二十年后这个夏日，当年的那个毛头小青年，还会来叩响门环，还会走进厅堂，还会来聆听“世德作求光奕叶，孝思惟则振家声”的故事。

你企图寻找自己。寻找某句撞进你心灵深处的箴言，寻求映照你心灵深处的火光，寻觅注入你心灵深处的书声。

东莞进士鼻祖翟杰，用一轮阳光的方式，镀进了整个宗祠。

翟杰的时代，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在这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大宋再没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个收拾旧山河、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倒像一个年华垂暮的老者，喘息着、收拾着残余的岁月。

这个莞城儒生，仿若一盏穿越时光的明灯，照亮了莞邑那个动荡的年代。

出生在迁移不定的读书家庭，翟杰用书本细腻描绘着内心世界与外在成就。绍兴二年（1132），东莞乡贡考试，便跻身其间。乡贡，作为宋代科举制度的一个环节，既是对学问的一种检验，也是对品德的一种考量，求学进士的“敲门砖”，在那个年代，能够进入乡贡的学子，无一不是才华横溢，志向远大者。三年后即绍兴五年（1135），他以五甲的成绩，登“汪洋榜”，以一个东莞人的身影走进了进士行列。

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群雄逐鹿，风云际会，学生们十年寒窗苦读，在进士这一“独木桥”上挤得头破血流。

二十年前，曾在翟氏宗祠里看到一幅画。画面中，人物着状元帽服，或骑高头大马或站立，手持将印与相印，上有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字样。画作线条简单，可能是挂的时间长了，颜色变得略淡起来，寄托家人望子成才、功成名就的期望“状元及第”的几个字，依旧鲜艳。

“天上麒麟子，人间状元郎。”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鱼跃龙门，金榜题名，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读书人的共同梦想？

而千年前的翟杰，洒洒脱脱地穿上“士袍”，“金色点穿千鸟过，练光拖散白云来”，随着大红的进士牌匾送到翟府，随着大红的鞭炮响彻南街上空，随着大红的彩绸挂到翟氏祠堂，这个划时代的大红，雪洗了“东莞无进士”之辱，打破“蛮荒东莞”“文化沙漠”的咒语，开启了东莞进士及第的先河，开启了东莞人走向莞邑学子的另一个人生。

“霓旌引上大罗天，别领新衔意自怜。”这是唐代诗人翁承赞的诗句，这是当年自己手抄的诗作，翟杰望着仍散发墨香的条幅，不由得高声朗读起来：“蝴蝶流莺莫先去，满城春色属群仙。”

是的，这一无比荣耀的标志，意味着他从此可以步入官场，为国家效力。

中学教科书里，有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范进中举》的一课。那时，少不更事，读这篇课文，总认为小说是在忽悠人。主人公范进考过举人就会疯？随着年岁的增大，见识的增多，尤其是对古人进仕更深层次的了解，对这个考了二十多次、到五十四岁才中了个秀才、后来参加乡试才夺得举人的范进，有了深深地同情。摆脱贫困，摆脱嘲弄，终于可以摆脱青灯黄卷，将满腹经纶付诸实践、为民造福，那是何等的心情。四十多年过去了，小说刻画的“报录”场景仍在脑海里闪现：……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将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母亲不知是甚事，吓得躲在屋里；听见中了，方敢伸出头来，说道：“诸位请坐，小儿方才出去了。”

熬过沉沉史书，熬过不熄灯光，熬过世态冷暖，熬过了科考这根独木桥，终于走向康庄大道，“学而优则仕”，谁不为之欢欣鼓舞？

但东莞儿子翟杰，并未沉迷于官场的权力与诱惑之中。在那个年代，许多士人视官职为终身追求，但他却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纯粹而又大胆的道路。为伺年老的双亲，他毅然决然地告别仕途，回到东莞家乡。这种孝顺的情感，在他的诗文中流露无遗，仿佛每一笔都是对父母恩情的回报。

辞官归家后，翟杰没有因此放弃学术与思考。他潜心研究理学，尤其关注“以体认天理为宗”的学说。理学，这一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通过个人修养来达到理解宇宙天理的境界。翟杰在家中的书房，成了他探索哲学真谛的圣地，他通过阅读、思考和内心的深刻对话，逐渐深入到理学的核心领域。

翟杰的学问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与世相连。他的家成了学术讨论的中心，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常来访，与他探讨学术与人生的大问题。这些讨论，丰富了他的理学研究，也使他的家成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翟杰在这些交流中，既分享了自己的学问，也批判现实中的不公与弊端，展现了他对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和关注。

在南宋的一个落叶飘零的晚秋，翟杰在他静谧的书房中翻阅着杨时的讲道手稿。杨时，当时知名的道学家，在东南地区广受欢迎，其讲道以精湛的学问和独到的见解著称。消息传来，杨时将在不远的城镇讲授道学，这对于任何一位渴求知识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翟杰的内心却在矛盾和挣扎中摇摆不定。他的父亲，已是百岁高龄，老人的健康日渐衰退，需要儿子的细心照料。孝心与求知欲之间的拉扯，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是一个关于责任与个人追求的抉择，也是对他道德信仰的一次严峻考验。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孝道是为人子女的首要德行，它要求子女对父母尽心尽力，直到生命的尽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翟杰决定放弃前往听讲的机会。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但更多的是对父亲的深厚情感和责任感。他选择留在父亲身边，用自己的陪伴来安抚老人的晚年。这一决定，虽然让他错失了与杨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他的内心却因坚守孝道而得到了平静和满足。

在这个过程中，翟杰没有完全放弃对学问的追求。他决定致书信给另一位学者罗仲素，向他咨询和讨论杨时讲道中的一些疑惑和见解。罗仲素，同样是一位对道学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的洞察力和批判思维在学界颇有名气。翟杰在信中提出了自己对杨时讲道内容的质疑以及自己的一些考订意见，期望通过书信能与罗仲素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

不久，罗仲素的回信送达。他在信中既详细回应了翟杰的每一个问题，还提供了自己对相关道学问题的见解和解释。阅读这些回信，翟杰仿佛经历了一场思想的风暴。罗仲素的字里行间展现了其学识的深度和对道学的深刻理解，使翟杰对一些原本模糊不清的道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这场书信往来，虽没有面对面的交流那般直接，但却也让翟杰在精神和智慧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和启迪。

翟杰的求学之路同样显得尤为精彩。他的求知之旅并非仅限于书本和经典，而是涉及了与时代巨擘的直接交流，以及深刻的个人修行与内省。特别是在得知罗仲素担任博罗主簿后，翟杰决定亲自前往与之讨论，展现了他对知识追求的执着与对友谊的重视。

罗仲素，既是翟杰的知己也是道学的同道，其人品与才学皆令人尊敬。博罗，这个位于粤东北部的地方，虽然不及中原的繁华，但在罗仲素的主持下，文风骤然兴起，成为了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当翟杰抵达博罗时，两位老友的重逢既是对彼此知识与见解的交流，更是对各自人生观的一次深刻碰撞。

在罗仲素的书斋中，两人围坐，讨论的既是学术问题，更触及了治国理政的哲学与实践。罗仲素的见解，让翟杰感到既熟悉又新奇，这些对话极大地拓展了他的思维边界，也让他对人生和宇宙的理解更加深刻。这一行，对翟杰来说，既是知识的增长，更是精神的洗礼。

回到东莞后，翟杰更加潜心修道，他的生活简朴而内省。在他的一间小屋中，翟杰坐定冥思，追寻那未发之前的喜怒哀乐。他尝试在每一个情绪即将萌芽之际，通过内观其形成的过程，体悟人性与情绪的根源。他称这一修行过程为“端居一室，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反观内证”，通过这种方式，翟杰逐渐洞见了太极的真谛，感悟到了宇宙的根本法则——太极之渊。

这种深度的修行让翟杰觉得自己仿佛涵摄了天地机运的浑穆，心灵因此变得异常澄澈，他描述这种状态为“恍见太极之渊，涵天机之浑穆，自是心常澄澈无冒非几”。在这一境界中，翟杰的心灵仿佛脱离了尘世的纷扰，达到了一种超然的清明状态。他的修行不只改变了他的个人生活，更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学术的理解和传播。

在宋淳熙七年（1180），正当春意盎然之时，突然一个倒春寒，这一天，享年107的老人翟徽安眠在南街家中。

东莞莞城南街的翟家悲恸弥漫，翟徽，那位享誉一生的贤者与学者。在翟氏宗祠大门口立有两块巨碑，介绍了翟氏入莞一世祖到四世祖的事迹。作为入莞翟氏先祖，他15岁就成秀才，翌年考补廪生、登岁贡，19岁成举人，元祐六年（1091）23岁的他一举登上进士之第，供职工部，历官至郎中。当金兵入侵，北方战事紧逼，每自捐输家财以济军饷，以纾国难。“靖康之变”后，奉父携家眷南迁入粤，在莞劈地开荒，开基创业，成就了一门旺族。细细想来，岁至期颐，当有其过人之道。“屠钓论交成酒隐，山林高卧得天游。莫悲晚节功名误，即死犹堪赠醉侯。”宋代诗人陆游写的《百岁》之诗，何况不是写给东莞的翟公呢？

作为翟公次子，翟杰面对父亲的含笑离世，他的心中虽然充满了哀伤，却也坚持以儒家礼仪，恭敬且庄重地料理了父亲的丧事，显示出他对孝道的无限尊崇。

按照东莞的风俗，守孝三年期满，一纸“任命书”将他调到化州，担任化州司户。

化州，是一个古郡。在秦时属象郡，汉时属合浦郡，到南北朝宋元佳三年，镇南将军檀道济与罗江口筑石城，首置罗州县，化州就是有建城的历史。

甫到化州，诗人翟杰先是登上建于唐武德5年（622）的清风楼，这是古城的最高点，登高望远，民意、诗意、心意像脚下的河流磅礴而来：“癸水绕东城，刀兵不用忧。须勤疏道力，常使达潮头。”那是什么样的景致？他的眼前展现出“均田赋，集流亡，勤教导”而“政通化洽”的山水图来。

于是，化州的整治图从那双大手中挥来。

推行“均田赋”，着手解决的是田赋问题。他推行了的政策，力求公平合理地分配税负，使得贫富之间的巨大悬殊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他的政策不只停留在纸上，更加深入实际，亲自下田察看，确保每一项政策都能得到有效执行。一个人思想的绵延，影响着世世代代国人。“均田赋”这一治政方略，在400年后粤人海瑞作为上疏。他在《治安疏》写道：“敦本行以端士习，止上纳以清仕途，久任吏将以责成功，练选军士以免招募，驱缁黄游食以归四民，责府州县兼举富教使成礼俗，复囤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

除了改革赋税，翟杰还特别关注那些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他组织了多次“集流亡”行动，既为这些流民提供临时的食宿，更是尽可能帮助他们找到长期的居住地，努力让他们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一系列行动极大提升了当地的社会稳定性，流民们逐渐减少，化州的治安和社会秩序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开化教育”，如同东莞汉子翟杰在化州伸出的那只拳头。他相信，“勤教导”是提升民智的根本途径。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化州既恢复了旧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新的教育机构，鼓励地方子弟入学学习，无论贫富，均可接受教育。他经常亲自讲学，或邀请其他学者来讲授经书，试图通过教育来提升人们的道德标准和思考能力。

几年时间里，通过翟杰的不懈努力和精心治理，化州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被誉为“政通化洽”。他的这些举措不只改变了化州，更赢得了百姓的心。他们感念翟杰的恩德，认为他既是一位贤能的官员，更是一位民间的恩人。

为了纪念翟杰对化州所做的贡献，当地百姓自发建立了生祠来纪念他。这座生祠既是对翟杰崇高敬意的表达，也成为了后人缅怀其治理化州时仁政的象征。在这个生祠中，翟杰的事迹被一一记载和传颂，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学习的楷模。

宋靖康年间，中原大地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界也随之陷入了一片混乱。

这位生活在此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的儒者，翟杰目睹了朝廷的颠覆和士林的荒芜，在他的笔下，“学校荒芜，人才散失”既是对时代的描写，更是对文化断层的深刻反思。这样的环境下，翟杰决定辞官归家。他的归隐并非逃避，而是为了从根本上重建和振兴故乡的学风与文化。

“吾为先达，当启后人；吾为先知，宜觉后进”，他抱着教育救国之梦，怀揣着重振东莞教育的初心，弃官归田，立即筹建一所学府——桂华书院。他的目标是在这片战火频仍的土地上，重燃学术的火种，聚集四方的学子，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经过无数个昼夜的努力和筹备，终于在宋绍兴十六年（1146）桂华书院落成。这一天，东莞及周边地区的缙绅和名士们纷纷前来庆贺，他们既为书院的成立喝彩，更是慷慨解囊，捐资馈赠，以确保书院的日常开支和学子们的学术研究不受外界干扰。

“广招四方学子，免除食宿费用。”一时间，桂华书院学生挤破了门，本邑甚至周边的增城、番禺等地学子，不惧路途遥远，希望能当一天桂华学子。

桂华书院的建立，对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院既成了学子们的精神家园，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在翟杰的带领下，书院强调经典的学习与实践，倡导理性批判与道德修养的结合，使得书院很快成为了学术研究和文化讨论的中心。书院里，经常可以听到翟杰与学生们讨论国家大事，分析古今兴衰，这些讨论既是学术研究，也是对时政的批判和反思。

靖康年间，这一时期虽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但翟杰坚持在东莞桂华书院躬亲讲学，成为了当地文化复兴的核心力量。翟杰在桂华书院的日常，是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书院坐落于郁郁葱葱的山林之中，仿佛一座孤岛，在历史洪流中保持着宁静和纯净。翟杰“先生暇日说史谈经，厘文讲艺”，他的声音在书院的四壁间回响，仿佛晨钟暮鼓，引导着学子们的思想航向。他的教学生动而富有激情，无论是史学的深邃洞见还是经学的细致解读，都使得学生们如痴如醉，乐在其中。

翟杰的学问深厚，其教学方式更是包容且开放。众多学子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桂华书院，渴望能跟随翟杰学习经史之学。这些学生中，不乏后来成为时代楷模的杰出人才。尽管许多学者愿意以师礼拜见翟杰，将他奉为圣师，但翟杰本人却谦逊得让人敬仰，总是谢绝这种过分的礼遇，他的谦逊既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也使得学生们更加尊敬他，愿意在他的指导下安心学习，从容成长。

翟杰的谦逊与宽厚既在教学中体现，更在他对待每一个人的平等态度中显露无遗。他常说：“学问无尽头，人皆是师，我亦是行学途中的一员。”这种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学子们的学习热情，也营造了一个开放而包容的学术氛围。在他的影响下，桂华书院成了一个知识的熔炉，不只是学术知识的传承，更是思想觉醒的场所。

翟杰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使得东莞的学风得以大振。在他的带领下，桂华书院培养了无数才俊，这些学子们毕业后，无论是投身政界、还是回归教育本身，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光发热，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他们的成就，使得翟杰在东莞乃至更广范围内被尊崇为“朴罨翟先生”，被视为宋代以来文化与教育复兴的象征。

在翟氏祠堂里挂着一幅桂华书院图，典型的岭南气派，典型的书卷建筑，虽是仿旧图重绘图片，但不失万家烟树相叠，屋宇垣墙相连。是何等的气派。

南宋末年诗人、邑人陈纪曾惊呼道桂华书院：“其堂构庄严，楼阁高敞；门阙恢宏，庭阶宽绰。迴廊书舍之森罗，苞库浴湢之具备。”

据明成化八年（1472）立石、现藏于东莞市博物馆的东莞县创建儒学记碑载，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时任东莞县令的王中行，向城外迁建学宫，创办官办学府。如此算来，桂华书院的创办要早官办的学宫40年之久。

40年，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一所学校来说，尤其是880年前的东莞，那是需要何等大的魄力。有道是，东莞人敢为人先，创下了许多世界第一，不知道翟杰这所桂华书院是不是第一所民办学校？这个有待考证了。

翟杰去世后，东莞的百姓为了纪念这位敢为天下先的学者和教育家，祀他于乡贤祠。东莞县令陈琦更是在泽宫之地创立了思贤堂，以表彰翟杰的崇高德行和教育成就。思贤堂的建立，既是对翟杰个人的纪念，更象征着东莞人民对教育和德行的重视。与他一道让后人供奉、被列在翟杰左右还有当地教育界杰出人物——陈谟和陈慥。

“卓荦三夫子，才名重一乡。画堂昭祀典，青简挹馀芳。” 明代诗人祁顺怀着敬仰的心情撰写千古传唱的《思贤堂诗》，生动地描绘了翟杰在动荡时代中如何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如何用自己的行动和智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情到深处，他拂开衣袖，大喊：“风月同清白，江山共久长。怀贤意何限，乔木此甘棠。”

陈纪用诗一样的语言，一语破的，为后人描绘出先贤翟杰艰难办学给东莞大地带来的清新之风：“当靖康之季，学校荒芜，人才散失，先生独能讲学崇文，型方训俗，其功岂不伟欤！”

自古英雄，多为家学教养。于淳祐七年进士的翟龛，并没有躺在祖辈的功绩簿上“啃老”，在本县主簿任，保境护民。宋亡后，则杜门不出，在祖父翟杰的藏书楼原址扩建阁建聚秀书院。以聚秀楼为主体的聚秀书院，其规模比桂华书院更大，书院设置和环境也更为完善。“顾吾思先生于此，非以粉饰美名夸耀当世也，凡以昌明正学，培育人才，上继息贤，下开百代而已。” 吴中则在《聚秀楼记》为翟龛办学伸出了大拇指。

桂华书院和聚秀书院，是东莞县城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民办学府。自宋至明清，东莞科明鼎盛、重教兴文，与无不与翟氏两位先贤有着深厚的渊源。

“圣人道大能亦博，学者所得皆秋毫。”这是北宋著名思想家王安石写给孔子的诗。人们双手合十，在缕缕线香中供奉着这位“万世师表”，其实就是对教育的尊重。

有心的翟老伯，见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祠堂里的每一个文字，从书柜里拿出一本泛黄的翟氏族谱，族谱后面是翟氏家规。你有点像当年挤进桂华书院的学子，高声地朗读起来：

“宗族须重读书人。族有好古俊民，书种不绝，文运日兴耀后光前，恒由此出。顾当其微也，身栖古籍，或无以自瞻，宗族当培之、助之，使日进高明。其有道高德立训俗型方者，尤当尊之、敬之，付以养廉，使任维风翊世之责。”

你看到了一滴淡淡的墨香，在八百年的纸张浸润着。然后，随着你手头的那缕线香，在宗祠里飘荡起来，在岭南大地、在华厦大地，飘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