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漠的《遇见周末》看《一声长叹》的“底层叙事”

文/肖 垚‘

读完罗漠的《遇见周末——献给平生唯此为业的自己》（以下简称《遇见周末》），再回想起对他中短篇小说集《一声长叹》的阅读，一时豁然开朗。眼前这个标题，即在一个周末的早晨，忽然蹦到我的脑际。

遇见罗漠，亦如《遇见周末》，纯属我的一种“人生忽然”。地域不宽，知罗漠之名已久，不只是他的文章，亦有关其谬传中的“清冷”性格。首次面晤，也确有那么点“怪怪”之感，就像初读他的小说《一声长叹》。第一次面聊，话语投缘，主动问起我的生辰日月后，即非嘱将称他的“罗老师”换成“罗兄”不可。读了他的《遇见周末》，就深为“罗兄”的谦逊、真诚、热情、执着、担当打动：对罗漠了解太少，就因我们一直素无交流。

罗漠算得上一个彻彻底底的“报人”，或者说是一个“一心一意”专注于体制的新闻事业之人。我的印象中，不少有才华、有抱负的“报人”都有“跳槽”或“下海”的经历，但从罗漠的职业生涯来看，他似乎就一直“心无旁骛”——在总结自己“迄今为止”的“正疾蹄奔‘耳顺’的人生”时，他就用“三个一”作概括——“唯从‘一业’”“仅娶‘一妻’”“只养‘一女’”。这“一业”，就说的是他自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从事着这份纸媒之职；亦这个集子的序言所说，“他就将这人生的将近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投入进了《梵净山周末》这几个版面里”，我面前这本18万字的《遇见周末》，就是他“平生唯此为业”的明证。

新闻之上的摇旗呐喊

《遇见周末》共分八辑，其中一至六辑属“编者按”“编后语”，小计一百八十九篇（条），占全书大部分，分辑为“告别与期待”“从启事中获取启示”“路遥山高水远”“喜悦或者愤怒，幸福以及伤痛”“无题的意趣”“方寸之间，方寸之外”；第七辑为“说说”，自己撰写，独立成篇的“言论”，小计九题；第八辑曰“写写”，是自己深入新闻现场一线采写的“纪实”类通讯、特写等，小计八题。

在本书新闻评述部分，都有较强的针对性、现实性、新闻性、政策性，显现出较浓的杂文意味。关注的内容都是彼时彼际社会民生领域的热门话题，无论是重立场阐述的“告别与期待”部分，还是依托于一篇篇具体的新闻事件进行评说的“编后语”部分，都能得到充分印证。比如，《二〇一三，祝你快乐祝你幸福！》中就有如此的衷心表白：“我们组织过涉及广阔‘民生’领域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农民工工薪被克扣遭拖欠、‘空巢老人’赡养、‘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等等一系列的专题和重头报道……”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为切实改善民生鼓与呼，是一份主流媒体职责所在。作者在“后记”中列举了一组成绩单，其中2005年“仅就《上学路上》这个反映农村贫困家庭送孩子读书的系列报道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即有杨芳等十个以上的农家孩子得到单位、厂家或个人的爱心支助，重新背起书包跨进了学校的门槛，得以继续就学。”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感人的真实故事，正是《梵净山周末》运用舆论监督的独特力量，推动一批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得到解决。

罗漠写起评论来，用心用情，手法娴熟，紧叩时代脉搏，抓住关键，针砭时弊，击中要害，理与情交融共生，评论文章熠熠生辉，堪称《梵净山周末》版的“旗帜”和“眼睛”。

作为人类对“弱势”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关怀使命，我们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这种现象，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都来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尤其希望，特别是“男人”，都能懂得对一切生命个体的尊重——以此来驱除她们心里的阴霾，让她们不再“困惑”，不再“流泪”！这样的话，你的季节，我们的季节，一定永远都是春天！　　——2003年3月29日配杨鸿雁《困惑》

是的，我们不能说这个社会已经洒满了公平和正义的阳光，但显而易见的是，公平和正义的阳光，正在我们的心头和顶上的天空，越来越光芒耀眼，越来越绚丽夺目！　　——《二〇一三，祝你快乐祝你幸福！》

类似于上述滚烫的文字，几乎布满全书。我认为这也是全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满怀深情的请愿，满腔热情的呐喊，豪情万丈的呼号。这不是无病呻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有理地请愿、有据地声张、有节地揭露。“为了谁？为了兄弟姐妹不流泪。”“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些耳熟能详的歌词、名句，此刻都同样适用于我对罗漠的民生情怀与抱负的理解。

新闻背后的文学镜像

罗漠报纸编辑的“主业”成绩可赞，业余文学创作这一“副业”也同样声名不俗。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参加工作以来，也坚持用好用活手中的资源开拓他的文学空间，尤其是自己编辑的副刊版块，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舞台，先后出版了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一声长叹》。

“新闻结束的地方，小说开始。”如果说《遇见周末》是作者借助源于事实的新闻报道舞台，遵守新闻工作者的“腿勤”“嘴勤”“脑勤”“笔勤”，坚持为“底层”“弱势”群体的鼓与呼，那么《一声长叹》则是作家退隐到新闻事实的大后方，凭借所见所闻努力构建一个时代的“底层”文学镜像来作内心愤怒和苦闷的寄放和发泄。二者同根同脉，互为关照，互为表里，同题共答，异曲同工，共同构筑罗漠“底层叙事”的文艺大观楼。

首先，从思想立场看，《一声长叹》与《遇见周末》一脉相承。民本思想是千年中华文化传承的内核，“人民性”自古便是诗家自觉遵循的创作原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成为屈原诗人“民生情怀”的经典流传。郭沫若曾评说杜甫，其伟大在于“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尽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是踏踏实实地在忧国忧民”。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天空经久不衰，永放光芒，就因其具有丰富、深厚的人民性。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艺，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既然文字是我们的职业手段，我们就应该依靠它来怜恤不幸，关心贫穷，同情坎坷，温慰所有撕心裂肺的痛苦，表达我们对‘弱势'的关注热情。”（《别啦！二〇〇三》）可以说，《遇见周末》中的诸多立论，移植到小说场域，就与作家始终关注“民生”的小说创作立场不谋而合。

其二，从选材、关注的对象看，小说集《一声长叹》中很多篇什都有《遇见周末》的“影子”。换句话说，《遇见周末》关注的对象也是《一声长叹》文学叙事的主要对象。比如，小说《泪水长流》或就是《遇见周末》中《山坳上的学堂》的艺术表达；小说《九岁的孤独》就应深受《遇见周末》中《孩子，你们过着怎样的童年》的启发；小说《梦中醒来》的创作灵感始可能源自《遇见周末》中《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这则评论。《遇见周末》中更有部分内容就直接是其小说的重要素材，比如小说《城里人乡里人》对“晚报”上一篇“百姓纪事”署名文章的引用，就是《遇见周末》“说说”辑中《他们为什么吃得》的原文。

其三，从创作选材看，《一声长叹》深受“底层叙事”的影响。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快，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一些社会问题、生存问题、心理问题等不断涌现，文学界对“底层”日渐热切关注，“底层叙事”渐成一股强劲的文学潮流。铜仁文学版图的作家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多位铜仁作家，大都经历过国家发展改革的阵痛，对身边的民生疾苦感同身受，他们与全国同时代作家一样，毅然举起“关注底层”的批判现实主义旗帜，密切关注当代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堵点、痛点——“路遥山高水远”辑中的《给她的梦想插上双翼》就在这样大声疾呼：“我们一直把尤其是对‘弱势’的关怀理解为一种使命，我们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您披露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些‘弱势’的难堪生存处境；因为我们同时相信，不仅您，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关注情怀……”

《一声长叹》收录了罗漠自2002年以来创作的19题中短篇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有乡村教师、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求职者、退休教师、城市流浪儿童、小学生等等，涉及教育、卫生计生、城市管理、农民工就业等多个民生领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别，他们常常遭遇身份问题、生活习惯问题、贫困问题，甚至公平、正义、道德等方面的问题。他们或在乡村的最底层苦苦挣扎，或在城市的某个角落艰难求生，或在乡村与城市的夹缝中无望徘徊。他们的身影若隐苦现，他们的冷暖安危被忽视，甚至人生某些正当权益被个别“官僚主义”或“特权现象”肆掠，他们的叹息无人感知。因此，在某个被阳光遮蔽的角落，就不可避免地潜滋暗长着生存的计谋、职场的秘密，甚或演绎出一幕幕啼笑皆非、荒唐滑稽、可悲可叹的奇闻怪事。其中，“秋林”是一个典型人物，在《泪水长流》《长大了你想干什么》《城里人乡下人》《人生理想》《元曲研究》《无法可想》《一分不欠》《梦中醒来》等多题小说中都有他的主场，他用不同的身份遭遇了生活中的诸多不幸——从这个层面看，《一声长叹》简直就是一部秋林的“连续剧”。

其四，从叙事艺术上看，作家秉承“言之不足，嗟叹之”的叙事策略。如果说本地作家晏子非、黄方能的“底层叙事”兼有“人生的暖色调”，罗漠的“底层叙事”则尤其显得“霜风凄紧”。他就那么立足于现实，始终以冷峻的风格、肃然的表情，勇于触及当代城乡生活令人“不爽”的一面，表达自己独到的观察与发现，并在多个篇章里展现了“先锋”的路数。作家所写之人，所涉之事，大都为我们所熟知，所以这些小说虽然都是“虚构”，却无疑都源于现实生活，基于生活的“原型”，让人读来倍感熟悉亲切；阅读《城市隔膜》《泪水长流》《一生要撒多少谎》《你能证明什么》《一生涕泪》《我能把你怎么样》《长大了你想干什么》《谁叫你是傻子》这些作品，作家对现实的焦虑感、无力感而不断发出的“嗟叹”之声，就常常能让读者感同身受，痛彻心扉，心泪成河。

《城市隔膜》与《生活习惯》是姊妹篇，讲述的是退休后的罗老师来到城里的儿子家过一段退休生活时所遭遇的尴尬、不解和不乐的故事。当“这位来自遥远乡村的小学教师用短暂城市生活获得的对城里人阴险、冷漠、忘恩负义等等行为和品性的认识”，“真正感觉出了自己同城市的深深隔阂”后，他深切地觉得“乡下的生活就是要比城里自在得多”。但是，就在他回到乡里好久，再是无比自在的乡里的生活，却也无法不让他一想起那座城市发生的那几多的“咄咄怪事”，就忍不住“心烦”。

罗老师对城市的“隔膜”，在我们的身边并不少见。这“隔膜”表面上是生活习惯问题，其本质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差异、文化差异问题。这篇小说启示我们，从乡村移居到城市，要真正成为“新市民”，既要住得下身，更要留得下心，真还不是一个简单和短期的过程。

《东奔西跑》讲述的是“我”在城里为自己的兄妹亲戚谋取就学、求职、入伍诸事遭遇的一系列难堪“故事”。“去跑一跑”是最好和唯一的选择，但“又怎样去‘跑一跑'呢？”对求人办事的人来说，恐怕也是一件最让人心烦之事。生活中有很多的“跑道”，并各有各的“跑”法，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时候，生存技巧在这个人情社会就显得无比重要，但往往“人情”“面子”外衣下面的暗流充斥着肮脏的权权、权钱的交易勾当，稍有不慎，就会冲击道德、纪律、法律的底线。这个“跑”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生存哲学，更是一种隐喻。

《泪水长流》涉及的是乡村教育主题。偏远山村一所摇摇欲坠、只有三年级的小学校，却只有秋林一家三代人在此艰难支撑着。最让秋林感觉悲凉的是，当过校长的祖母教了几十年的书，到头来连微薄的退休金都被长期拖欠——种种现实都让秋林揪心不已，可他既想离开这个看不到前途的学校，却又难置孩子们一双双满含求知欲望的眼神于不顾。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他终于决定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而留下时，却被祖母止住了，因为她痛定思痛不忍再把孙子的一生都耽误在这深山老林里。为打消他的顾虑，她已决定立刻就去乡里商量请新老师；要是请不来，自己也一定撑着要让孩子们读完这个年级——不止秋林，就是读者，我们也会跟着一阵“泪水长流”。

《一生要撒多少谎》揭示的是职场的一种“道”学。肖民的谎言是生活的一种计谋，也是一种处世之“道”，或可称为生存智慧。当我们的生活充满背叛和谎言时，就暴露了“里外不是人的生存之累”。小说“黑色幽默”味十足地折射的正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当代知识分子所普遍面临的一种社会现实。

《你能证明什么》涉及的题材是一度令人诟病不已的职称外语考试。作为专业技术人才晋升曾经必经的一道门槛，它属于职场重要的“门禁”系统之一，对于每一位吃“专业技术饭”的人来说可谓“命根子”。但是，在职称尤其是高级职称评审过程中，却满含“玄机”，其结局犹如一个短篇小说，往往会“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

《深夜长巷》讲述了两个夜行人在深夜的一条幽深长巷“狭路相逢”产生的一系列心理“错觉”所导致的一出悲剧。“他”从省城来这个县级市开会，在同学聚会的晚宴上被殷勤劝饮而酩酊大醉。都晚上十一点过了，却仍然婉拒护送，借着酒胆踉跄走进了同学“吓唬”所说的“几天前就杀死过一个人”的一条“幽长的巷道”。正高一脚低一脚不时要摔一跤地走着，不久就与前面走着“空咚空咚”脚步声的人相遇了；不断出现的“同边相让的现象”，让他们都将对方误判为拦路抢劫者展开了搏斗，他最终获胜而将对方杀死。次日的警察验尸却发现，他杀死的只是一位挑卖甘蔗的农民，给他带来恐惧最后也成为他杀死对方武器的那把刀，平时也仅为这个老农作刨削甘蔗之用。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一些偏僻的城市巷道，就常常发生这样的抢劫故事。这篇小说紧贴时代生活，故事情节简单，但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很到位，现场感强，读来扣人心弦，有点“武侠”风。尤其是心理描写，具有“意识流”小说特征。故事虽短，结局却大出意料，耐人寻味。

在《一生涕泪》中，“我”以“亲眼目睹”的父亲和大哥实际参与的两场“死亡游戏”为蓝本，想象丰富地还原了“祖父同时被砍头和枪决”的历史现场，因一家三代人的不幸遭遇而流出的“一生涕泪”成了“我”悲哀的必然逻辑。这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荒诞不经的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控诉，令人匪夷所思而又细思极恐，具有“反思文学”的特征。人物刻画入木三分，体现了对先锋文学的探索姿态。小说构置的苍凉悲壮情景，也同时让读者“独怆然而涕下”。

《谁叫你是傻子》更具有讽刺性和幽默感。就因为“我”是一个傻子，才对“我”经常遭受到如我爸我新妈妈所说的任何“欺负”都“不在意”；才对“我”曾经被“枪毙”（一场游戏）过一回还几乎真的死掉“不在意”；才对“我”要被“民政”或“城管”当作影响城市美观威胁“卫生城市”达标检查的垃圾，与十数个乞丐和精神病人一起扔到另一座县城“不在意”……这些一度司空见惯的藐视、轻贱生命的社会行为，却被正常人、聪明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倒是因着“我”这个傻子才得以被铭记在心，刀刻在骨——小说摹画的那个世道，是多么的荒唐和荒诞！

《长大了你想干什么》，同样冷峻而犀利，令人警醒。俗话说的“从小看大”，通常是一般成人对一个孩子成长的观察方法，而“长大了想干什么”也往往被用来作为大人打探孩子构想人生和未来的常用“试剂”。当秋林一家遭遇了一连串被“老板”“卫生院”“计生站”“幼儿园”等“不把我们当人看”的“非人”事件后，秋林的奶奶及爸爸妈妈当然都希望秋林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当奶奶对才五岁的秋林随口问出“长大了想干什么”这个遥远的理想时，他“把眼睛盯着远处，一个字一个字，语气坚定地”地说出的话，“立时令爷爷奶奶的脸上写满了恐慌，还分明齐齐地颤抖了一下”：

长大了，我就把那些人抓来坐“班房”，再一个一个枪——毙——还举起右手，做出了一个开枪的姿势……

回答充满孩子气和情绪化，但从一个五岁孩子咬牙切齿的肃然语气里流露出的骨子里对社会的“深仇大恨”，我相信不止我一位读者都会忍不住地悚然一惊，要跟着秋林的爷爷奶奶“颤抖”起来。

《元曲研究》我认为是全书最出色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讲述的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求职遇到的一波三折的辛酸故事。秋林在读大学中文系期间就表现优秀，深获写作学教授何老之喜，特别是大三时荣获“全国大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三名后，还被何老“有意”作为自己的研究生甚至未来女婿来培养。“因为种种原因”，留校不成，“考何老写作学研究生的事自然也黄了……”之后，或是心怀“一丝歉疚”，就在秋林毕业时向一家市报的总编写了一封工作推介信，还特别在信末“不经意”地补充说，他拜读了总编刊发在某期省报上的大作，“想把它收入正在编辑的本省第一部散文年鉴……”

如果真有所谓的社会的公平公正，有足够书本上的才学的秋林，分进这家市报就是一桩题中之义的事情；而事实上，我们都心知肚明的是，就因匮缺着社会的“知识”和“常识”，秋林根本无从逆料地遭遇了后来的那么多的“小插曲”。比如，为首先获得在这家报社仅仅三个月的见习期，他得等待一个恰当的机会去副总编家“‘走’一下”——不获接纳遇到的尴尬令他无地自容而又不得不忍气吞声不说，结果他仍然因为这位副总编在是否接纳他的会上“反对意见坚决”而折戟沉沙。秋林没有“走”到位，总编、副总编也矛盾深藏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和之二，他后来才发现老师“掉以轻心”让总编知悉了他的那篇散文没能入选本省的第一部散文年鉴，应该还是最重要甚至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个意外的结局而“满心悲凉”的秋林最终才如梦方醒：在老师眼里，他就真是总编的那篇散文，“可以选进一本集子，也可以不选”，全在“一念之间”……

小说成功运用倒叙、插叙手法，结构灵巧，情节生动，语言跌宕生姿，颇具感染力。其中穿插的两题微型小说《有雨细细蒙蒙》《元曲研究》和一阙《一剪梅》填词，作为小说的“潜文本”与主体文本构成了相互映照的“互文性”关系，大大丰富了小说的精神意蕴，特别是其中的微型小说《元曲研究》更有揭示小说全文主旨和艺术“谜底”的精巧构思。

本文这种“互文性”特征还体现在《你能证明什么》《城里人乡里人》等其他小说作品中。

据说，有人读罗漠的小说都偶有“伤痕味道很重”之感，“常常被贴上灰暗低沉、基调不高、不积极向上的标签”。读过《遇见周末》后，我要说这可能是个别读者对“底层叙事”的一种误读、误解。

曾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的陈晓明敏锐地指出：“在一些描写苦难、描写底层的作品中存在‘美学脱身术’的问题，即它们不是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中的问题，而是以其‘审美’遮蔽、掩盖、颠覆了现实与对现实的叙述，以想象性的解决弱化了问题的尖锐——这样的创作方式是不足取的。”

通常情况下，“底层写作”更注重对现实不公的反映，对民主与平等的追求。关于这一点，罗漠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集中《期待一份感动》里说：

是的，这几期系列都难免“灰暗”和“低沉”，难免让人感觉沉重和压抑——我们何尝又不希望这个社会总是阳光灿烂，总是春和景明，总是霓虹满天呢？好在就有很多人，很多自觉地肩负着道义良心和公理等等这些基本社会价值的人，一次一次地在满足着我们——主要是满足着这些徘徊在自己理想门槛之外的学子，最终顺利跨进自己理想门槛的愿望；这些行为消解着我们阅读时的“灰暗”和“低沉”、沉重、压抑，一次一次地让我们感动和欣慰……

在《遇见周末》的一则“编后语”《生活的“大山”，路途曲折》里，他也这么说：

我们不想粉饰，我们更其不忍粉饰；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一组对当前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白描”式的报道，向政府和社会传递一些“信号”，从实际上投入更多的关注，让他们早一些翻到生活“大山”的山巅。只有他们都站在了“大山”的山巅，我们就真正地实现了全社会的小康。让这个社会没有贫富和贵贱的差异，是我们的一种终极追求理念。

小说《昙花灿烂》中通讯干事有句话：“你这看法有些道理，描写‘光明'的东西和暴露‘阴暗'面，得看它对社会起什么影响而定——”由此亦可见，罗漠对“阴暗”面的处理保持着足够严正的立场和恰到好处的分寸。在他看来，保留适当的“灰暗”“低沉”，是作为一份主流媒体的职责和使命之一，而作为编辑或作家，“也尤其觉得这是一种良心的需要”。

当然，如果硬要用“鸡蛋里挑骨头”的眼光看这部小说集，个别篇章在一些称谓表述的准确性上有待商榷；有的表述过于“直白”“辛辣”，让人不自觉地“对号入座”，难免让人“睁不开眼”。

结 语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历史发展规律表明，每一个朝代、社会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会存在一些问题。文学如何参与当下，如何关注“底层”，如何记录时代，是值得每个作家思考的问题，而每个作家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式。

《毛诗序》有言在先：“……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罗漠的《遇见周末》与《一声长叹》表明，他以热切赤诚之心表达对底层苦难的悲悯情怀，并纵横驰骋于文字的疆场，然而又时刻感觉“言论”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试着以回归传统文道的方式，化作一声声“长叹”，以唤醒读者的反思，抑或“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构建自己“底层叙事”的“精神高标”。

如果说《遇见周末》是他狂热内心的集中体现，《一声长叹》则如他的冷漠的外表。如作比较阅读，完全感受得到他的一副热心肠与一帧冷面孔，这一“热”一“冷”，便形成他独特的文人气质。

罗漠的“底层叙事”，有如鲁迅式的呐喊，有如屈原式的长吁，有如杜甫式的叹息，意在敲击世道人心，意在警醒“政失者”，意在“为生民立命”，意在“为万世开太平”。

如今，虽然“底层叙事”仅剩“微波”，但《一声长叹》确实“震响着时代的涛声”，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一面镜子，至少在铜仁文学史上留下了与众不同的激情满腔的一页。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扎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事实证明，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实施脱贫攻坚战略，铜仁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多少“底层”的苦难和灰暗已成过去，小康、幸福、公平、正义、阳光……当初《遇见周末》中的许多梦想、期待和憧憬正在变为现实。

据说，罗漠兄一直依凭激情写作——在这个永远充满激情的社会，期待他能创作出更多彰显深厚民生情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