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先军

关于蔡锷出生地，近二十年来邵阳本地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不断。《邵阳学院学报》先后发表了系列文章，有刘伟顺《蔡锷出生地补证》（2002年）、涂玉书《也谈蔡锷祖籍与出生地》（2004年）、刘伟顺《再谈蔡锷出生地问题》（2006年）、蒋永星《从“蔡艮寅分路碑”看蔡锷出生地》（2006年）、涂玉书《邵阳蔡锷不容置疑——与〈蔡锷出生地补证〉作者商榷》（2015年）等文。笔者因为研究邵阳诗词接触蔡锷的诗词，并关注到这个问题。今来将此问题进行梳理，并不是想下什么结论或卷入学术之外的是非，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以供参考。

蔡锷出生地最早的说法是来自李抱一于1916年11月11日在《大公报》发表的散文《蔡松坡先生小史》，称蔡锷“湖南宝庆县人，世居距县城十五里之龙眼桥”，“先生周岁，家贫甚，衣食且不给。父以武冈谋生较易，挈妻子往抵山门，赁杨氏宅居焉”。但李抱一是作为记者于蔡锷逝世（1916年11月8日）后三天赶写的纪念文章，后注明是“信手拈来”“初不经意为文”“阅者谅之”。而且文章把蔡锷世居地误为“龙眼桥”后更正为“宝庆小东路蒋家冲”、蔡父姓名原认为“父佚其名”后更正为“号湘泉”、岳父姓名刘黎阁误为刘辉阁等。这些重要信息都弄错了，可见该文行文时非常仓促。

蔡锷出生地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学者邓江祁釆信了李抱一的说法，在《蔡锷年谱简编》中称：“1882年(清光绪八年壬午)诞生，12月18日(阴历十一月初九日)，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东之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名为艮寅，字松坡”，“1883年(清光绪九年癸未)一岁，随家迁居宝庆府武冈州山门大坝上(今邵阳市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

而在2001年5月16日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出土一块“信士蔡正陵男艮寅”的指路碑，上刻有“左走山门，右走石下江”“信士蔡正陵男艮寅”和“光绪九年二月立”等内容，立碑时间距蔡锷出生仅三个多月。目前没有人对石碑的真伪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按照当地有为初生儿立“分路碑”挡煞的民俗，石碑就是证明蔡锷出生地的一个重要物证。显然，出生在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的蔡锷要远到洞口县水东乡去立碑是不合逻辑的。蔡锷出生在水东乡是最大可能。

本地研究者涂玉书认为“蔡锷在邵阳出生一个多月后，彻夜啼哭，很不好带，巫医占卦，说他命挂将军箭，犯短命煞，须随父寄名移地按方位立碑戒煞，辅以药物，方能痊愈。因此，湘泉公挑着一崽一女与王太夫人于光绪九年（1883）癸未正月初六至二月十五之间，赶在二月二十蔡锷满百天之前迁洞口”，立了这块消灾戒煞、行善指路的石碑。“这碑应是蔡锷随父迁居洞口后所立，不能作为蔡锷出生洞口的证据。”这里继续坚持蔡锷出生在邵阳，但对蔡锷一家从邵阳迁往洞口县水东乡杨湾村的时间由蔡锷周岁缩短为出生后一百天内，并解释了原因是“蔡锷在邵阳出生一个多月后，彻夜啼哭，很不好带，巫医占卦，说他命挂将军箭，犯短命煞，须随父寄名移地按方位立碑戒煞，辅以药物，方能痊愈”，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文献支持，是涂玉书的猜测。按常理来判断，农村医治初生儿夜哭的迷信方法应不止“寄名移地按方位立碑戒煞”这一种，比如做其他法事也可以，人们通常用得最多的是将写有咒语“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符纸贴在路边供行人念。显然婴儿未满百日就要举家迁往异地谋生并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优选项。况且当时正值寒冷的早春，这在情理上也讲不通。涂玉书对蔡家迁洞口的原因猜测如无其他文献有明确记载，很难让人信服。分路碑尽管是孤证，但毕竟是实物，在别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蔡锷确实生于邵阳的情况下，宁从实物孤证取信可能性最大的“蔡锷生于洞口”说。初生儿立分路碑挡煞是当时常见的民俗现象，在出生当地立碑也合情合理。

那么，蔡锷出生于洞口水东乡是否还有其他旁证支持呢？1998年8月18日，时任洞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建平，撰《蔡锷出生洞口考》一文刊于《洞口报》，指出：蔡母去世时，当时武冈县第六区公所写的挽联上联云：“令嗣生长山门，自东渡以还，而粤而滇而蜀，灿然勋业，再造共和，论湖湘革命功，屈指吾乡人第一。”认为“生长”一词说明蔡锷出生成长在山门。本地研究者刘伟顺也对该联做出分析，认为蔡锷出生在洞口山门。反方涂玉书认为“生长”一词偏在“长”而非“生”。“生长”是偏正词，不是并列词，它与下联“夫人仪型民国”中的对边“仪型”一词，对得很工整，它是“长”的概念，不是“生”的意思，故亦不能证明在山门所生。其实“生长”的对边“仪型”一词也是并列结构，“仪”就是“型”，“仪”和“型”都有“楷模、典范”之意，如《荀子》：“上者，下之仪也。”《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太夫人仁慈果决如此，其泽物型家，推类可想。”这里“仪型”作为一个并列词组即“做模范”之意，是名词活用为动词。尽管“生长”一词在古诗文中多是作并列词组，即“出生成长”之意。如《管子·形势》：“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史记·高祖本纪》：“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惟竹生长于旬日之间，而干霄入云，其挺特坚贞，乃与松柏等。”但也不乏作偏义复词意为“生活”的情况，如《晏子春秋·杂下十》：“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清孙枝蔚《雪中忆吴宾贤》诗：“故人有茶癖，不合生长海之涯。”因此，刘伟顺和涂玉书对“生长”一词的理解各有道理。但挽联有盖棺论定的性质，撰写是非常讲究的。笔者认为，区公所作为一级政府组织撰写的挽联，如果蔡锷只“长”而非“生”于山门，完全可以用“长于”或“长在”一词，何必用“生长”一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呢？况且民国时期人们对丧仪还是非常看重的，不会随便行文，对遣词造句是会斟酌推敲的。当然，仅凭“生长”一词还不足以成为双方各自立论的主要依据。

那么，从目前来看，蔡锷出生地在邵阳是主流看法，蔡锷从邵阳迁洞口的时间也由周岁修正为出生百日内。而持蔡锷出生地在洞口的观点，“分路碑”是个重要物证，但还需要更多旁证支持。

但是，由于蔡锷出生后百日内蔡家就从邵阳迁往洞口山门（时属武冈州），但并未入籍。蔡锷在洞口山门长大，《蔡锷年谱简编》显示他十六岁时还回过山门的家，今洞口山门一带还有他的有关传说和遗迹如公馆、蔡公祠（抗战时期被毁）、松坡街等，有蔡家坟山和民国时期的房产，蔡锷祖母颜氏、父亲蔡正陵、母亲王太夫人、叔叔蔡正阶、姐夫谢育成都葬于山门。说明蔡锷与洞口山门的关系也是了解蔡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谢本书撰“蔡锷”词条，对蔡锷的介绍是“中国近代军事家。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这个介绍对蔡锷的出生和定居情况做了非常笼统和模糊的书写。而由胡博撰、胡安定修订的“朱自清”词条，对朱自清的介绍是“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移居扬州，故自称扬州人”，介绍详细具体。

鉴于蔡锷的这种实际情况，我们对蔡锷介绍的一种学术规范表述，是应该表述为“蔡锷，清末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大祥区）人，出生百日内迁居武冈州山门（今洞口县水东乡）”呢？这种表述符合历史，当时蔡锷一家户籍还在邵阳县亲睦乡，且历史上有“邵阳蔡锷”“蔡邵阳”之称，也符合当前的研究现状，蔡锷是出生百天内迁往武冈山门（今洞口）的。或是表述为“蔡锷，洞口县水东乡人，祖籍邵阳市大祥区”呢？这种表述尊重蔡锷主要生活成长在洞口县水东乡的历史事实，也搁置了蔡锷出生地之争，留待更多研究发现做定论。还是表述为“蔡锷，邵阳市人，出生在大祥区，出生后百日内迁居洞口县水东乡”呢？这种表述是从今天的行政区域出发，邵阳市对大祥区和洞口县都是包含关系，既照顾到了出生地，也照顾到了定居成长地，表述简单明了，便于理解。以上三种表述方式哪一种最合适，是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