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玉婷

在硼替佐米、地塞米松的作用下，阿乙睡了一夜好觉。他至今搞不清楚，究竟是硼替佐米，还是地塞米松，导致他的皮肤像惨白的墙壁。他觉着，自己像一个点亮的人皮灯笼，也像一具被药物浸泡的新鲜标本。这种状态通常会保持一天。

阿乙睡醒了，迎来一个愉快的早晨。洗漱、烧水、热好咖啡，收拾完垃圾后，他感到轻微的疲惫。这时，他借助吸氧机，吸上一会儿氧，随着血氧饱和度上升，他感到愉快了一些。然后，他坐在位于朝阳区的家里写作—— 45岁的阿乙在台灯下写着长篇小说《未婚妻》。

01 进城

1990年春天，阿乙一家进城，那时瑞昌撤县建市，这一年他14岁。父亲在市区南郊一处名为四季春的地方，租下一间门面，开百货批发部。店门由16块樟木板组成，每天关门，父亲要抓着木板，对准上下两道凹槽，将木板依次推进去。父亲曾在附近租下一间作坊，阿乙和弟弟帮着熬糖稀。大锅里，糖水煮沸，表层涌出密集的小泡，迸溅的糖浆会在胳膊上烙下一个燎泡。

进城后，父亲向公司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小房，面积不到60平方米。阿乙住在这里，准确地说，是和弟弟睡在客厅，客厅有一张可折叠的沙发床。剩余的地方，被祖母、二姐，以及大姐一家三口挤满，父亲和母亲住在批发部。客厅里，时常堆着货物，他和弟弟就睡在货上。有一回，来的货实在太多，把客厅堆满了，他们平躺在上面，吸气时，肚皮快贴到天花板。

每天早上出门，走到学校，阿乙要爬一段坡地。家挨着市政府，海拔却比市政府低三四米，爬完陡坡，他长舒了一口气，感到“从地下的低级世界来到人间”。有一年发水，低洼的平房泡在水里，阿乙赤脚抢救家具，积水逐渐变黄，水面漂浮着草叶和粪便，他得了灰趾甲。

1991年秋天，父亲花了2.28万元在市区北郊农贸街买了一栋楼。搬进新居时，三层还是毛坯，一楼和二楼没通自来水，只能请人在屋内挖井。住进商品房后，家人开始走邻居，发现邻居无一例外都是农村人。这条马路上住的都是农民，当地人叫它“农民街”，多年后改称“桂林路”。第二个住所很快消亡——位置远离市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没通公交，父母做生意不便。

1994年，父亲在罗湖桥头花费11万元购置了一幢4层楼房，每层面积近90平方米，可以住下一大家人。站在新居阳台上，能看到一条河床长满杂草的河流，那是城郊界限。

阿乙剖白：“我们没有变成城里人，而是变成了城乡接合部的人，或者说，没有变成人类，而是变成半人鱼、半人猴、半人马。”

他自视为一只多毛的猿猴，一个被烙上畜生印记的奴隶，混迹在一群城市孩子中，终日谨慎地遮盖住非人的标识。

即便遮掩得再小心，“游行”如期举行。上初中时，每学期班主任让农村户口的学生站起来，问对方是否准备好借读费，教室里站起两名学生，其中一人是阿乙。到了高中，整整三年，阿乙失去了伙伴，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起来，像一座哥特式城堡一样耸立。

这是他最窘迫的时刻，脸烧得滚烫，活像一块猪肝。阿乙低着头，感觉全班像猫头鹰一样，扭过头看他。他想到爱伦坡笔下的年轻杀人犯，神经十二万分地过敏，羞耻的阴影像铁栅栏笼罩着他。

02 城堡

真正消除阿乙耻感的是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解释：“我捏着通知书，清楚地感受那一层自我出生起就注射进我皮肤的农业户口的色素，从上到下，到头顶到脚趾，一格一格地褪落。它每褪落一格，城镇户口的色素就自动补注进去。”阿乙想起了大哥，大哥一向少言，但考上大学的那几天健谈了起来——他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兄弟姊妹五人中第一个城里人。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阿乙兴冲冲到批发部找父亲。父亲得知后，抓起电话，给堂弟打过去，请他帮忙订餐厅。两人聊得很开心，父亲满脸笑意，不时点头。挂了电话，在阿乙将要离开时，父亲对着空气恶狠狠地说：“考成这样，嗬，还好意思。”讥讽是父亲教育子女的策略，目的是禁止孩子骄纵，阿乙自小深知这一点。即便如此，他仍被父亲的话灼伤了。

“两眼无神，整张脸往下拉，是一副让人望而生畏的脸孔。”阿乙讲道，有一回父亲走着，身后有人唤父亲的名字，父亲猛地回头，和那人臂上抱着的孩子一对视，孩子哇地大哭。面对这样一张脸，阿乙倒不至于哭出来，不过常是一副“呆若木鸡”的表情。这或许是童年时代，父亲几记响亮耳光留下的遗产。

阿乙二姐的处境更糟糕，她过早地被父亲打击，像一只被抽走脊骨的小兽，性格和脚步从此变得绵软。正如宣称自己无罪的囚犯，二姐为了证明自己，开始关注膳食营养和维生素，严格控制炒菜时的油盐含量，以更多地为家庭做出贡献。二姐长大后，父亲再没说过她一句。阿乙认为，这是父亲注意到，自己曾经的言语已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父亲握着家庭的权柄，不容置喙。阿乙回忆：“对父亲这位独裁者，我们从不去提什么意见，就是暗自讨论一下也不敢。”这幢桥边的4层小楼像一座城堡，父亲站在权力中心，一套明晰的权力法则，在城堡的每一寸土地上平滑运行。生活中的细节，像探照灯一样醒目，提醒着阿乙法则的存在。比如，每天午饭时，父亲接过的那双二姐递过来的筷子。比如，阿乙曾无数次劝母亲，丢掉空屋里积灰的杂物。她不会照办，因为那违反丈夫立下的勤俭法则。

阿乙的母亲生下五个孩子，将五个孩子拉扯大，并在孩子长大后投身批发生意，一到饭点奔袭回家，接管供应全家人的厨房。即便如此，她仍诚惶诚恐，对洗衣机抱有天然的敌意——一旦承认洗衣机具备洗净衣物的能力，意味着她的价值被相应削减。这样的认识，普遍地存在于当地上了年纪的妇女头脑中。她们一致认为，洗衣机不中用，必须先用人手洗一道，洗衣机只能过一遍水。每当阿乙把脏衣服塞进滚筒，母亲嘟囔着把衣服拽出来。

后来，家里雇了保姆，没一任干得长久。道理相同，母亲不允许另一个劳动力，来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劳苦功高的母亲，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战胜了她那持续衰老的婆婆。获得压倒性胜利后，母亲战斗的本性并未衰竭，还保持着强劲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母亲滑入了阿乙二姐的境地，必须通过劳动来获得家庭权力。这是城堡的运行法则。

03 工作

从江西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阿乙考上编制，在当地公安局指挥室任宣传干事。在亲人眼中，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传言，阿乙将成为某市新任领导的秘书候选人。然而，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人，在踏入办公室时，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

阿乙和同事两人共用一间小办公室，他称同事为“另一个写材料的奴隶”。他们终日胆战心惊，担心门外响起领导的脚步声。这意味着，他们要多写一份材料。两人要写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方案、通知、计划、领导讲话、请示、简报、通讯、主持词、会议纪要、先进事迹报告、媒体新闻。有时，阿乙手头有几份材料要写，领导会按照轻重缓急排序，用指腹在纸面上轻点几下，口中念出“一、二、三、四”的序号，像给机器设定程序。

“正是意识使我们人类超越了牛、马、骡子这些牲畜，又正是它使我们感受到痛苦。”阿乙的上班时间不够用，假使他要在一周内写完一份局长讲话，每天只能完成正文的五分之一，简报和通讯必须带回家写。每份材料的完稿时间如铁一般坚硬，长期的伏案书写让他的免疫力下降。到了写资料的“旺季”，阿乙情绪紧张，身上犯起荨麻疹，手腕、后背各处隆起巴掌大的肿块。

阿乙时常梦见回县城写材料。醒后，惊魂甫定，他才意识到已逃离那样的生活，随即产生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未婚妻》全书共25.3万字，整本书没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年份中的零使用汉字“〇”，而不是椭圆形的数字“0”。公文右下角盖章处，日期中可见浑圆的“〇”。这是那段写公文生涯，留给阿乙的遗产。

另一件让阿乙心生倦意的事发生在2001年。一栋路边落成仅半年的民居坍塌，站在楼顶的老人飞到马路上，当场毙命，没人逃出来，家人埋在废墟下。救援队赶赴现场，挖出的只有三具大小不一的尸体，肢体破碎不堪，皮肤被砖块砸得铁青。小男孩被抬出时，阿乙扛着一台摄像机拍摄，他要完成宣传任务。这时，一位体型偏胖的领导走过来，一挥手拨开了阿乙，挤进事故的核心现场，领导身后跟着一把撑开的遮阳伞。

阿乙感到自己被羞辱了，那一天的感受存活了20多年。后来，他分析，“我几乎记得过往人生中一切让我不快的细节。这是一种由高度自尊心演化来的精神上的执拗性”。另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是，死亡带来的震动，通过一种名为“羞耻”的情绪平缓。阿乙没在工作中得到应有的尊重。换句话说，不是他主宰工作，而是工作主宰了他，他成了工作的仆从。

04 出走

阿乙选择出走。他逃到郑州、上海、北京，从小县城一路逃到大城市。他当起了编辑，一度通过跳槽证明自身价值。

2008年，阿乙在一家体育半月刊上班，时逢北京举办奥运会，同事忙得脚不沾地。阿乙是“农忙时节”唯一一块空地，每期工作是把记者写好的一篇一两千字的稿子稍微改改，取一个标题，找美编配一张图。为了融入气氛，他不得不坐在电脑前，对着键盘敲敲打打。就这样，他在博客上写起了小说。

有一天中午，阿乙偶然和牛博网创始人相邻吃饭。饭桌上，阿乙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思来想去，把自己的博客推荐给对方。一段时间后，出于社交礼节的毛遂自荐得到回复，这位年长阿乙几岁的朋友发给阿乙一条短信：“你是一名天生的小说家。”随后，他将阿乙的作品推荐到上海三联书店，阿乙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灰故事》。

后来，一名前同事向阿乙索要《灰故事》，看过后，前同事把书转交给文学编辑王二若雅。在王二若雅的鼓励下，阿乙写了第二部小说集《鸟，看见我了》。这给他带来了一些名声。与此同时，阿乙被“今天论坛”版主推荐，在《今天》杂志发表“小辑”。又在文学编辑曹雪萍的推荐下，阿乙小说《意外杀人事件》得到《人民文学》杂志时任主编李敬泽的认可，在《人民文学》发表。

“像做梦一样，从一名可疑的舞文弄墨者变成一名青年作家。”阿乙的确信：“我人生若能有一点成就，多半是靠运气。”2010年，阿乙成为一名“被发了牌照的作家”，再没人称他为文学青年。这一切源于一连串接踵而至的偶然事件他偶遇的牛博网创始人是罗永浩。一边当编辑，一边写小说，阿乙过了5年这样的生活。2013年，他离开了从事11年的编辑岗位。

即便花了很长时间，阿乙也没能适应“作家”身份。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他，做什么工作，他回答“失业者”，或“无业游民”。他认为，回答恰切，他的确时常为如何用掉自己发愁。短篇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中，阿乙记录自己“失业”后的状态：“初期，常会在一阵焦躁中醒来，觉得会迟到，醒来明白并没有工作后，会微微感到失落。”

写作为他带来一些荣誉，例如《人民文学》中篇奖、《小说选刊》双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十余项奖项，他的小说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海外出版。阿乙找到了“写作”的另一种解释，对自己而言，写作“也是一个人没什么用的标志，写作意味着一个人退出世俗社会的竞争”。他很难承认自己有价值。在家乡，个体的价值在家庭中确立，他过早地离开了这套评价体系。

05 反弹

匮乏感被满足后，人往往想要更多。譬如，《活着》中福贵的孙子吃了过量的豆子胀死。有所不同的是，阿乙面对的是一个能挥霍自己的机会。度过白天后，他仍觉活得太少，于是对睡眠痛下杀手，用槟榔、烟、咖啡，填满口腔、肺和胃。一夜过后，阿乙用一个满溢出烟头的烟灰缸，换取了几页写满字的稿纸。

家人察觉到了他的失控。父亲打来电话，问：“每天坚持喝牛奶没？有没有去医院拍个片子？医生怎么说？”父亲当过赤脚医生，常年在医药公司工作。空间距离稀释了“城堡主”的权力。

隔着电话线，阿乙愈发熟练地应对，他说自己每天都在锻炼，最近雾霾有点重，喉咙里都是脏东西，街上每个人都在咳，他也在咳。有时，父亲会说：“如果雾霾太重，就不要出门锻炼，这时候去锻炼往往适得其反。”于是，阿乙如获大赦，为锻炼的疏懒找到了妥帖的理由。

2013年，37岁的阿乙在剧烈的咳嗽中，吐出一块樱桃大小的血团。“我揉捏着黏黏糊糊的这一小块固体，感到生命的路程一下子被缩短。”阿乙动辄住院，医生一时也闹不清楚他得了什么病。按理来说，他的肺坏得这样厉害，应当活不下来。住在协和医院时，阿乙站在窗边，看到灵车来往运送尸体。有一回，他走进太平间，到晚上，遗像上的人推嚷着问阿乙，为什么要来这里。阿乙痛苦地从梦中醒来。

病重时，阿乙在生死间浮动，在睡梦中，触碰到了死亡的具体形状。他梦见自己到地狱报到，人人手上拿着一张号条，在漫无边际的大厅里排队。他们进行死亡登记，经过体检、谈话、预约工种，在临时宿舍住上一两个月，才能进入下一环节。宿舍之间，有小卖部和彩票投注站。死去的人，都在地狱集合，人与人挤在一起，每个人都格外渺小。

醒来后，阿乙怅然若失。他有一半的肺坏掉了，不是两叶肺中坏了一叶，而是两叶肺各坏了一半。有一次，妻子给他买了3条裤子，他下意识问，为什么不是2条？他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买多了浪费。阿乙曾在长篇中写过一台型号还算先进的手机，然而等长篇写完，手机就被淘汰了。商品在社会生活中以惊人的速度消亡，人和物一样。

躺在病床上，阿乙无事可做，视线里只有病友。他曾把一位五十来岁的病友写进《通宵俱乐部》：“他两只脚的第二至第四趾均被截除，剩下的大脚趾和小脚趾黑黑的，像蟹之鳌足，极为宽疏地长着。”病友要么发呆，要么和幸存的趾头玩耍，要么遵循医嘱——躺在床上，仰面做蹬自行车的动作。濒死者大概率不会惊恐，而是平静地等待死亡。

06 迷宫

经历中风、偏瘫后，阿乙的父亲71岁离世。全家守在遗体旁，死去的父亲吐出一股黑血，血量很大，他的面颊鼓了起来，牙齿被撞开。一年后，死去的父亲入梦，问阿乙最近过得怎么样。阿乙答：“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梦中的父亲比生前更松弛一些，他看着景色说，还是老样子，又讲起自己在秋天死去时，草木和风的样子。

阿乙讲到了阅读。他在读《追忆似水年华》时，意识到“自己和马塞尔·普鲁斯特是彻底的两码事”。马塞尔·普鲁斯特写《追忆似水年华》，会细致地描写旱金莲三色堇、鸢尾花、天竺葵、睡莲近30种花。倘若换阿乙来写，他只会写一个字——花。他对植物的了解程度，如沙漠般贫瘠。另一个具体例子是，曹雪芹写刘姥姥进大观园，一道茄鲞要用十只鸡来煨。每当读到这些作品，阿乙感到披在身上的袍子在滑落。

“我只能说作为一个人，我也有权回忆，我的生命也在一步步、不可逆地消失，用不了多少年我就死了。”阿乙找到了写作理由。另一个现实原因是，他羸弱的身体，尚可通过伏案书写换取一些稿费。阿乙定下的写作计划是一天800字，有时一天能写到2500字。疾病的余震仍存，只要上楼、快步走，就会急剧喘气，和人聊得稍微久些，就会疲惫。

最近，他重读了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在这部迷宫式的小说中，博尔赫斯保存了故事的所有结局。阿乙举例子，在一个刺杀故事里，通常只有一个结局，主角死，或刺客亡。但在迷宫式小说里，所有结果同时存在，包括主角死、刺客亡、两方毙命、两方存活……他意识到，自己写的所有小说，都是在描述一个不存在的“我”。把他所有的小说放在一起，就是在穷举“我”的所有可能。

“二〇〇一年，春节假期过完，办公室主任就如布里丹之驴面对两捆草无法选择那样，在两名年轻的秘书之间望来望去，最后他对我说：‘算了，你去吧。’”这是《未婚妻》的开头，也是假设的开始，“我”被安排随局副政委前往今一乡检查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午饭后，喝了粮食酿的谷酒的“我”在一口水井旁汲水喝，偶遇一名女子。父亲请施银做说客，去女方家提亲。正式见过一面后，“我”有了一位未婚妻。

罗湖桥头的四层新居，成为《未婚妻》的发生地。在这里，阿乙的外甥停留在7岁，坐在沙发上，端着一碗饭，扒上几口，不嚼，也不咽，把碗垫在下巴上，把一集动画片看完。作为童养媳嫁进家中的母亲，用拖把蹭花盆旁的水渍，还嫌不干净，用湿抹布一遍遍地擦。祖母在家门口捞住一个人，当着那人的面按压手腕，对着皮肤上那个缓慢回弹的坑说，自己老得不行了。

在这里，父亲还强壮地活着，按照社会规则精密计算，结实地把着船舵，在达成目的后发出“咯咯咯”的爽朗笑声。

在这里，那个因“出逃者”阿乙而死去的“留守者”阿乙，重启人生。那些消逝的、死去的、改变的，小镇家庭和小镇生活，在这里重新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