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跃清

晚清有“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魏光焘的声望和他们比，相去甚远。其一生戎马，效力清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魏光焘寂寥身后事，平生功业鲜为人知。

魏光焘（1837—1916），号午庄，湖南邵阳金潭乡（今属隆回司门前镇）人，幼年失怙，兄妹六人，其居长，几个细崽子（小孩）在母亲李氏的拉扯下，艰难度日。魏午庄儿时只上过五年私塾，但很快就放牛、砍柴、帮工，承担起家庭重担。我家离司门前不远，曾属于司门前镇，小时候常听老人闲谈魏制台（魏午庄）的故事，说他年轻时跟大家去离家不远的金水河淘金，只要他在场，那天定有收获；如果他不在，收获就很少。后来，一些淘金老板摸到了“名堂”，就高薪请他去，哪怕在一旁看着，不干活都行。我们那曾流传：“魏午庄淘金，困觉（睡觉）都有。”当然，这是他发达后，乡人的附会之言。我们那有俗语“天旱三年，饿不死厨匠师傅”，为免于饥馑，魏午庄还跟人学过厨工，当过短时间厨子。他十九岁那年，湘军在江西与太平军激战，为补充兵员，在邵阳一带招募壮勇。在母亲的鼓励下，魏午庄弃农从军。我们老家至今如此，农家子弟要想“出息”，除了考大学，就是当兵。

魏午庄投身湘军，因作战有勇有谋，屡获升迁，先后以知县、知州、道员、盐运使等衔留用，遇缺即补，不到十年时间就从一名士卒成为一名享受从三品待遇的官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清政府为了鼓舞湘军士气，历年因战功保举武职三品以上的达几万人，也就是“湖南帮”十来年里冒出数万个“挂名”厅级干部，而清军绿营（正规军）干部编制才一万多点，三品武职仅六百余人。湘军属于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后即散的“民兵”“临时工”，随着队伍撤编，很多“候补”高干穷困潦倒，一辈子没等到正式上任。

魏午庄与诸多同僚比是幸运的，解甲归田不久，同治七年（1868），回汉杂居的陕甘两省爆发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力挽西北危局。同年12月，左宗棠征调老部下魏午庄前往汉口办理营务，训练马队、车队，以备马战、车战。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魏午庄作战勇猛，因军功被左宗棠保举实授为甘肃平庆泾固道。魏午庄是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的族孙。在此任上，他请左宗棠作序，重刊《海国图志》100本。魏源的《海国图志》刊行后，很快风传日本，成为明治维新的催化剂，但在国内少人问津。很多守旧官僚认为该书离经叛道，应当销毁，当时的理学大师、正红旗人乌齐格里·倭仁提出著名论说：“窃闻立国之道，尚仁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一时《海国图志》几成孤本，为使经典不至于失传，魏午庄倾囊刊印。如今流传最广最具权威的就是平庆泾固道署刊本。

光绪元年（1875）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负责收复新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将最大的难题——粮草筹集与运输交给魏午庄。当年冯玉祥的父亲在军队里担任哨长（相当于班长），随军开赴新疆。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回忆起他父亲的描述：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的量，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以红薯止渴……从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历史，人民记住的是它的恢宏走向与磅礴气势，那些温润或粗粝、血腥的细节时间一长就淹没烟尘中，变得漫漶不可考。魏午庄修筑道路，改善交通，奔走操劳，终于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之任务。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西北的“左公柳”家喻户晓，誉为美谈，而种植“左公柳”功劳最大的当属魏午庄。魏午庄率部驻守甘肃陇东期间，目睹沿途各县满目苍凉萧条，乡间“穴处蜂房，气象荒凉，无修竹茂林之盛”，魏午庄说“古者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通衢之旁，植杨以表道，其所由来久矣”。他先是劝告、帮助陇东地区百姓选择当地宜种的树木，如桑树、榆树、桃李等。同治十二年（1873），随着左宗棠命令各驻防部队遍种柳树，魏午庄部迅速贯彻落实左宗棠意旨，派人四处搜集柳枝，广泛栽种，按时灌溉，及时补栽，为防止游民偷拔和牲口践踏，派兵守护，同时颁布毁树砍伐禁令。到光绪四年（1878），约6年时间，魏午庄率部在其防区内，自泾州瓦云（今泾川县飞云镇）至瓦亭、隆德至静宁石铺，其间瓦亭至隆德、界石至会宁城东，600多里驿道上种下20多万株柳树。经过数年的精心种植和管理，“左公柳”终于得以“郁青青以蔽茂，纷冉冉而陆离，已有可观”。

 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以魏午庄“才品尤长，实心任事”向朝廷奏举接署甘肃按察使一职，后接任甘肃布政使。此后，历任新疆建省后的第一任布政使、新疆巡抚、云贵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职。

在魏午庄主政一方的30余年间，有一段堪称悲壮的插曲。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淮军屡战屡败，朝议“以湘代淮”。清廷遂授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湖南巡抚吴大瀓督办军务，节制关内外各军。因母丧，正在家丁忧的魏午庄应诏随吴大瀓率部奔赴辽东。1895年正月，魏午庄率“武威军”6营出关。3月5日凌晨，魏午庄领兵3000与日军两万精锐，在牛庄展开激战。“东洋小丑犯牛庄。士尽争先血染冈。大炮长枪何所惧，要将胆剑斩豺狼”，时年已57岁的魏午庄仍豪气冲天，壮怀激烈，率部与日军短兵相接，竟日厮杀，血肉横飞，战至深夜，湘军伤亡近2000人（日军伤亡约400人），终寡不敌众，魏午庄命令突围。多年后，他在《湖山老人述略》中描述这一幕：“雪天冰地，兵勇喘息未定，适倭寇由辽阳纠股二万余众来扑。余督兵御之，血战竞日。余坐骑凡三易，究以众寡悬绝，援兵不至，死亡过半，且无精利枪炮，兵少械窳，力不能支……”我们老家的说法是，魏“午庄”打“牛庄”，地方“犯冲”，注定打不赢。甲午兵败，湘军已不足以“执干戈以卫社稷”，这不是湘军勇猛的消磨、血性的丧失，而是武器装备、指挥系统的代际差距，更是体制的差异。

如果说魏午庄从军秉承的是一股子血性、刚烈、勇猛，那么他为官从政坚持的是务实、谨慎、敬业、勤勉，尤以“勤奋好学”作为立身之基、进取之阶、做人之本。

我们老家流传一则故事，魏午庄成为封疆大吏后有次回乡探亲，宴席上一位私塾先生借酒指着一盘盐梅，对魏午庄说：“盐梅、盐梅，孔子、颜回，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话里话外无不含揶揄之意。只见魏午庄神情自若，指着面前一盘咸姜，用家乡方言随口应答：“咸（韩）姜、咸（韩）姜，韩信、张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语惊四座，让人刮目相看。家乡的人们并不知道魏午庄鞍马劳顿之余，伏案劳神间隙，手不释卷，一有空就向幕府的读书人请教，读书、写字、吟诗作文，经年不辍，一直到晚年，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汉隶400个，多年从未间断。魏午庄留下了《新疆志略十四年》《慎微堂诗文集》等著作，其书法端庄稳重、刚毅磊落、遒劲雄健，力透纸背，是他的性格气质的写照。

在晚清总督一级二品大员中，魏午庄出身低微，学历几乎也是最低的，连个最低的秀才功名都没有，如果不敏而好学，一个赳赳武夫几乎不可能位及重臣。更难能可贵的是魏午庄不但自身学而不厌，而且每任职一地，首务就是过问、兴办当地的教育。这一方面乃其职责所系，另一方面可能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想读书而不能。

同治八年（1869），魏午庄率部巡陇东，在抚恤百姓、恢复生产后，首昌捐资修复庆阳大成殿；同治九年（1870），捐资修建泾州考棚；同治十年（1871），修复固始文庙；光绪十六年（1890），组建新疆第一所现代书院——博达书院（今乌鲁木齐第一中学前身）；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建陕西崇实书院、游艺学塾，为振兴陕西培养人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按照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原则和制度，在西安创办一所陕西中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魏午庄大举派遣留学生，创办云南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云南高等学堂，当云南石屏籍袁嘉谷高中经济特科第一名的消息传来，其当即手书“大魁天下”四个大字，至今挂在昆明金汁河畔的“状元楼（聚魁楼）”上。

 这其中建立的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前身），是魏午庄最引以为傲的大事、幸事，他将其列为在两江总督任上德政要务之首。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日渐加重，改良维新风起云涌。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颁布《人才为政事之本》的兴学诏书，谕令各省督抚学政开办各级学堂。翌年5月，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荪、罗振玉等名流、学者商议兴办学堂事宜。大家一致认为，兴学育才的主要困难是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缺，而开办高等师范学堂，不仅可以为各级学堂培育师资，而且所需经费较少。不久，刘坤一病逝，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

光绪二十九年（1903）2月，张之洞上奏《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重申“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并奏请在江宁北极阁前勘定地址，创建一所三江师范学堂，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人士均可入堂升学。三江师范学堂拟照北洋学堂章程，延聘日本教习12人，挑选本省科举出身的中国教员50人，相互学习，先练教员。预定学额900名。前三年先招速成科、本科，以满足各州县小学教育之需，第四年招收高等师范本科，以备中学教员之选。学堂由翰林编修缪荃荪任总稽查。

光绪二十八年（1902）11月，魏午庄调补两江总督，翌年3月履任。从时间上看，也就是说创建三江师范学堂，由刘坤一、张之洞立项，魏午庄承担筹建、施工，工作尤为繁重。

创办学堂，校舍尤重。规划设计、材料使用、建筑风格，由湖北师范学堂堂长胡钧仿照日本帝国大学的蓝图拟定。当魏午庄了解到建筑工程预算需要30万两白银后，认为：“若照洋房间数改造华式约需银18万两左右，值此度支奇绌，不独造房无此巨款，即将来常年经费需款浩繁亦恐难以为继。”他和学务处会商后，定为以原定三省学额900名，分为三班召集入堂，这样建造房屋也可以依次递增。首先按照分班学生人数，选择不可少房屋分别起造。经过核算，共需工料槽平银98500余两。魏午庄指定在江宁筹饷捐输款内解存库银58000两，尽数动拨。不足部分，由江宁布政使设法另外筹集。

经费解决后，校舍建设很快开工，进展迅速。光绪二十九年（1903）12月1日，《大公报》报道：“洋楼五所，局面极其宏敞。”1904年1月25日出刊的《东方杂志》报道：“校舍俱系洋式，壮丽宽广，不亚日本帝国大学。建筑之费，初定二十万两，后因推广规模，再支十五万两，现正赶工，明年秋间即可落成。”同年8月，校舍一处走廊被雨水冲塌，魏午庄派人去查勘。因中日教习都不愿意居此危房。故暂借昭忠祠临时使用。8月31日，魏午庄派候补道穆少若前往查验三江师范学堂工程，发现工程监督查宗仁有疏忽之责，经过一系列补救，工程于10月完工。

三江师范学堂建成后主要建筑有：三层西式钟楼，是当时学堂的主楼，也称“一字楼”（按照形状取名），后称“南高院”，现存东南大学本部。二层西式楼的教习房，是外籍教习的居室，位于东南大学西校门。二层西式方形楼，形似“口”字，也称“口字房”，位于东南大学图书馆附近，后毁于大火。上世纪20年代，在原址附近建起新图书馆，后又在对面建起科学馆。四座美观气派大楼在当时的南京城已是一景，蔚为壮观。这些建筑直到今天，仍以其中西合璧的形式、古朴浑厚的外表，成为近年来诸多电影、电视剧取景地，如从电影《建国大业》《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等，都能见到它们庄重典雅的身影。

魏午庄在担任两江总督的一年半时间里，对于三江师范学堂浩繁、宏大的建校工程及开学前繁杂的筹备工作，其周密组织，扎实推进，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因首次招聘中国教习仅录取20名，较预计的50名相差甚远。魏午庄指令两江学务处发出晓谕，让各地官员在此保荐科举出身人员，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4月底全部集中江宁，“特再行考试一次，以广搜罗而昭公允”。三次续考总计录取50名，加上张之洞任内录取的20名，共有70名，基本解决了师资问题，为三江师范学堂顺利开学奠定了基础。

光绪二十九年（1903）6月，三江师范学堂聘请的菊池谦二郎等11名日本教习到达南京。学堂总办杨觐圭于6月19日召集日本教习和中国教习开会，除明确日本教习和中国教习各自承担的教学课程外，还确定中日教习彼此以“学友”称呼。6月25日，三江师范学堂开学。因该年度尚未招收学生，故所谓“开学”，即华洋教习互相教练、互换知识。日本教习在中国教习指导下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及经学；中国教习向日本教习学习日语、教育、博物、卫生、物理、化学、图画、手工等。这为期一年的相互学习，其目的如张之洞所言：“俟一年之后，学堂造成，中国教习于东文、东语、理化、图画等学通知大略，东语教习亦能参用华语以教授诸生，于问答无虞扦格。”由于语言阻隔，中日教习“互换知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为进一步提高师资质量，光绪三十年（1904）6月，魏午庄对中国教习进行考核，从70人中挑选56名留校任教。根据学堂章程，结合教习自身功名及考试成绩，分别派为正教员、副教员、助教员，作为学生教习，讲授中国经史、文学、舆地、算学、体操等。学堂在开学前即制定了《三江师范学堂章程》，凡十五章，分别规定了“立学总义”“考试规则”“学科课程”“各员职务”，有关讲堂、斋舍、操场以及礼仪、赏罚、放假、毕业、服务等条规和学堂禁令。

1904年9月15日、16日，三江师范学堂在三省举行招生考试，因前来应试的人数有限，仅录取120人。10月又进行一次招考，录取180人，共计300人。所取学生三年制初级本科32人、二年制速成科187人、一年制速成科81人。11月26日，正式入学上课。待四年后再添置高等师范本科，用以担任各地中学教习。魏午庄深刻认识到师范学堂对两江地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他说：“盖中小学堂之学生，程度日以加深，则师范学堂之教员养成，亦刻不容辍。此学堂实为三省中小学堂命脉，所关固不能不加意经营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江师范学堂于次年停办，其历时近十年，先后有毕业生2000余人，著名生物学家秉志，国学大师胡小石、陈中凡，国画大师张大千等均毕业于该学堂。三江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高等师范学堂之一，为江南三省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对于这一地区的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后，江南地区创立的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等，源头都在三江师范学堂，其院系以及教职员工大多缘自三江师范学堂。2022年，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不约而同地庆祝建校120周年，皆尊奉三江师范学堂为其宗源，魏光焘是大学主要创始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魏午庄在闽浙总督任上奉旨开缺，回到老家邵阳县（今邵阳市东郊佘湖山）闲居，自号湖山老人。1911年10月，清廷命魏午庄为湖广总督，其以年老病弱为由未赴任。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电邀魏午庄出任五省联总，其坚辞不受。民国五年（1916）4月17日，魏午庄病逝于寓所，享年79岁，清废帝溥仪追其谥号“威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