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正祥
母亲去世后，我突然怀念起几乎被我遗忘的父亲来。尤其是这几年，每写一篇纪念母亲的文字，就生一份对父亲的愧疚。歉意一天天滋长，并漶漫开来，仿佛自己就是一个逆子。如果说用文字表达出来才叫怀念，我确实不孝。
二〇二一年，在母亲的忌日，在我第五次撰文纪念母亲的时刻，我也一度执笔，把长久以来对父亲的默念化作表达的行动，付诸纸上，写下十数行文字。写着，写着，母亲在世时给我讲的一件事突然冒出来：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三哥从他衣缝里搜出一张数百元的存折，用它给父亲办理了后事。
那是一九八五年，春节过后，我离高考只有几个月。
父亲有存款的事情，母亲后来告诉过我。我还为父亲感到庆幸，用自己挣来的钱办理了身后事，不拖累子女，多好。这件事在脑海只是一闪，但有个什么东西快速撞击了我一下：父亲小有存款，而我在县一中饭堂里几乎没有吃过一份像样的菜。我也是为人父多年的人。这一刻，我写不下去了，停下手中的笔。
为当年的那个少年感到委屈？抑或埋怨一个作古多年的人？贫穷与苦难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写照。如何责备一个为温饱挣扎的人？
父亲独自抚养三个儿子，母亲带着另外四个孩子过活。一对夫妻，两个门户，两个家庭，两处生活，若即若离。如此结构与生态，岂止造成一个人的伤？每个孩子，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童年。
于是，在这个清明节，我再次执笔，在温暖中找寻对父亲所剩不多的记忆。
父亲离开我们38年，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深处。父亲在世的时候，与他一起生活的日子就不是特别多。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一次，然后又匆匆走了。我也时常随母亲或哥哥姐姐去父亲那边，然后待些时日就离开。
父亲在人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我只能凭记忆回想父亲的形象。但无论如何用力，只能记起父亲迈入花甲之年的样子——粗布长衫，粗糙而布满皱纹的脸，略显浮肿的眼袋。
还有几个遥远的模糊的场景定格在记忆中：八九岁的一个暑假，我到父亲这边来玩，有眼疾的婆婆教我清炒了一份豆角，要我给正在村里治疗血吸虫病的父亲送去；初中的某一天，我和李家一个堂弟结伴到山里捉蜈蚣，一路来到父亲的村子里，父亲听说我们没有吃午饭，亲手给我们煮了一锅香香的汤饭；高二寒假的一天，我在堂屋里写作业，父亲回来了，一字不识的他少有地关心起我的学习，似乎还问了一句这些题我是不是都会做……
父亲去世时，我正全力备战高考，母亲和哥哥姐姐们怕影响我，一直没有告诉我关于父亲的事情。高考结束，回到家，才知父亲去日已久。
我的反应有一种超过这个年龄的成熟，似乎是刻意掩饰的刚毅与冷静，又像是不关己事的懵懂与冷漠。从此，就是阴阳两隔几十年的遗忘，就如同在世时父子聚少离多的状态。
这一年，我如愿考上武汉大学。难道是一个生命的陨落，孕育着另一个生命的新生？母亲说：“你大大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如果他还在，一定会给你大操大办，请遍所有赵家的人。”
是啊，父亲一生卑微如尘，一个大学生儿子，足可让他扬眉吐气。作为儿子，我做到了让父亲以我为荣，只是父亲再也不能享用那份光环。
想要忘记并不容易。父亲一直在我心中，是一个永远不用强调和提醒的存在。如今，我也到近耳顺之年，开始一次次地回望来时的路，探寻生命的源头、存在的意义。
父亲给我生命，虽然没有陪我走更远的路程、教我更多的道理，但作为父亲的形象，一直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父子一场，只有十九年的光阴，但父亲依然是一座山、一本书。是时候读这本书了，我要在这部书里，读出光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