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玉婷

午后的茶馆里，来了一群不喝茶的人。日光穿过中式拉门，被切割成块状，倒映在灰色的大理石瓷砖上，根雕茶台泛着光泽。

四周忽然安静下来，人们聚在一起，朝门口望去，刘心武来了。

钱粮胡同的合欢树

“有天，我看《人民日报》副刊上有篇文章，看完以后觉得我也可以写，可能写得更好些。”刘心武顿了顿，看向众人：“当时，我对印出来的文字无比向往。”

昏黄的灯光下，还在上初中的刘心武趴在八仙桌上，笔尖划在格子纸上发出声响，到了白天，他把信塞进邮筒。这时，刘绍棠已成为知名作家，王蒙凭借《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崭露头角——这些热闹与喧嚣，离他很远。

那时，他住在北京钱粮胡同，院里有一株很高的合欢树。一到夏天，枝头长出丝绒花，满冠遍生。树下，母亲王永桃端锅翻铲，香味沿着窗缝沁进屋。小床上，男孩正在读《福玛·高捷耶夫》，手边还有一本巴比塞的《火线下》，书报杂志撂满屋地。

王永桃宠溺老幺邻里皆知。当人们去传达室取信件，常常会看见刘家的报刊——头几年还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再过几年就换成了《人民文学》《收获》《文艺学习》《文艺报》《大众电影》《戏剧报》。邻居大娘曾问：“怎舍得给幺儿花这么多钱？”穿着浆洗得发白的旧衣，王永桃平淡地说：“他喜欢，就尽着吧。”

隆福寺街挨着钱粮胡同，东段有三家电影院。上小学后，刘心武开始看译制片。一天晚上，他和小哥看完电影《流浪者》往家走，聊起加演的话剧《凤仪亭》——扮演貂蝉的演员上了年纪，哥俩讨论，吕布和董卓为何要为她打起来。明明小人书和烟画上，貂蝉都画得极美。上了高中，从家走到学校，总要路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那三年，刘心武几乎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所有剧目。

父亲刘天演忙于工作，基本不过问刘心武的事，碰上班主任来家访，他竟问对方，儿子现在哪所学校上学。“我家的文艺味儿特浓，兄弟几个都喜欢一些。”刘心武提到父母的教育理念，“无意的熏陶比刻意的培养更重要”。父亲是修绠堂常客，会把买来的《增评补图石头记》、线装《浮生六记》藏于枕下。趁他不在，刘心武取出翻阅。母亲则一生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每日阅读大量书报，对《红楼梦》里的人和事儿如数家珍。

看过书，刘心武就讲给胡同里的玩伴听。有年冬天，他讲《卡斯特桥市长》，乔哥儿家里的白菜帮子存够了，还拉着小轱辘车往城外跑，只为到菜地旁听书。高二时，有杂志发表了刘心武的一篇书评《谈〈第四十一〉》，《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常刊发他的短诗、小小说。高考前几个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广播剧《咕咚》，剧本是他编的。刘心武的成绩很好，走在学校的过道里，同学看向他，总带着欣羡的目光。

毕业后，刘心武被分到北京十三中当老师。教育局分配工作的领导告诉他：“到汽车总站坐13路汽车，然后坐到第13站东官房下车，下车后再步行13分钟，就到十三中了。”刘心武到学校报到，路过东官房南口的一个小院。那时，他还不知道，小院里住着自己未来的妻子吕晓歌，后来吕家迁往了附近的羊角灯胡同。

因为备课认真、讲课生动，刘心武的课堂上，学生总是很活跃。教师宿舍在西煤厂，院子深处有一排平房，2人住一间。房间不大，摆上床、储物柜、桌椅，就没空地了。书桌挨着床，同住的物理老师一翻身，就能看见刘心武伏案书写。

1960年，刘心武如愿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文章，隔年《中国青年报》相继刊登了他的散文《从独木成林说起》《水仙成灾之类》。文章发表了，刘心武从不提起，甚至为了不引起同事注意使用笔名，“刘浏”是最常用的一个。

那时，冬天很冷。平房靠着什刹海，小窗外，后海冰面开裂，轰响不绝。躺在宿舍的平板床上，刘心武久久无法入睡。他只能提笔疾书，挨过苦闷、冷清的冬夜。

步入文坛

1977年夏天，在家中十平方的小屋里，刘心武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前一年，他被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小说源于他的教学经历。夜深人静时，刘心武把稿子读了一遍，心里直打鼓。

“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他大为疑虑。

终于，刘心武鼓起勇气，下班后在编辑部附近的东单邮电局寄出。柜台工作人员检查信封，板着脸说，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刘心武本就忐忑，遇上这一遭，愈加烦闷，索性不寄了。骑着自行车到中山公园，又把小说读了一遍，他决定寄出。

两个月后，从报纸看到目录，刘心武骑车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他到总务人员在的大屋，用现金买了10本。屋里没人招呼他，把他当热心读者。拿到杂志，刘心武十分欢喜，连忙骑上自行车回家。

1978年，《班主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1979年初，茅盾为刘心武颁奖，满眼都是慈爱又带着鼓励的目光。1980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长篇小说座谈会，一二百人与会。会上，茅盾提到，中青年作家应该尝试写长篇小说了。

忽然，他问：“刘心武来了吗？”

刘心武自觉起身。

茅盾望着他，四目相对，青年热血沸腾。

接着，茅盾说：“好，刘心武也来了，你的《班主任》写得不错，可是你还应该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要写长篇。”

1981年3月底，刘心武在杭州出差，在西湖的阅报栏上，看见茅盾去世的消息。那天，下着小雨，他悲痛难忍地回到住所。“我本来计划回北京就去拜访他的，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刘心武眉头紧锁地说：“座谈会上，看着还挺好的。”他不知道的是，那天茅盾是坐着轮椅去的。

不久后，茅盾文学奖设立。刘心武决心写长篇，上报了“北京城市居民生活题材”的创作计划。他想去东四人民市场（原隆福寺百货商场）取材，需要文联开介绍信。

那时，一位市文联领导认为，刘心武当冲到工、农、兵一线，而不是深入商场。王蒙在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文联任领导职务，他觉得城市生活也可以写，在他支持下，开出了介绍信。

1984年，刘心武一整年都在写《钟鼓楼》。想参评第二届茅奖，小说必须在1985年前发表，当时《十月》最后一期只能刊发一半，他转投《当代》杂志。

得知获奖消息的那天，刘心武从书架上取下一张茅盾的照片，轻轻抚摸。“茅盾有一本书，现在很少有人看了，叫《夜读偶记》，他写了很多对现实主义的思考。”刘心武说，自己始终是一名现实主义作家，这是受茅盾的影响。

翻开《钟鼓楼》，刘心武在正文前的一页停下，用指尖点了点——“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钟鼓楼既是时间，也是空间，两者引出了一个更大的概念——历史。小说从薛家喜事写起，将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景凝固在1982年12月12日这一天。他想通过一些小事，诉说历史流变。

茶室临街，落地玻璃窗外，人来人往。

“历史记载是残酷的，会筛掉很多普通人，”刘心武张开手掌，用手指作比，说：“历史是骨架，往往血肉不足，文学给历史以鲜活的补充。”

这一刻，路上行人忽如流沙，于时间的巨网中倾泻。历史的洪钟敲响，时针转动，分毫不差。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晴天，和过去任何一天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黄金时代

“电影《黄金时代》里边，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是北京市文联的同事，一口锅里吃饭的。”刘心武笑着说。1980年，他被调入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确实是一个黄金时代。老少几代同堂：老一辈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阮章竞、雷加、张志民、古立高、李方立、李克；壮年的，有管桦、林斤澜、杲向真、杨沫、浩然、李学鳌、刘厚明；归队的，有王蒙、从维熙、刘绍棠……新加入的，有张洁、谌容、理由……

进文联后不久，有人责怪刘心武骄傲自满。同一茬的作家谌容说：“我写小说的，看得出人的内心，心武不能主动跟人握手，生人跟他说话，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应答，种种表现，其实不过是面嫩，不好意思罢了。”刘心武感念，把此事写在《失画忆西行》中。

同一时期，作家林斤澜对刘心武说：“《班主任》的文学性太差。”后来，刘心武写了中篇小说《如意》，还被拍成了电影。林斤澜说：“文学性强一些了，但还是不行。”再后来，刘心武写了《立体交叉桥》，有权威评论家对此失望，认为调子太灰了。林斤澜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小说了。”林斤澜始终真诚、耐心地指导他。

1978年，刘心武参与《十月》杂志创刊。借了“编辑”身份，他得以潜入黄金时代，深切地穿行在作家间。为了约稿，他敲过刘绍棠家的门，到北池子招待所找王蒙，又打听地址，骑自行车去南吉祥胡同找从维熙。书房里，浩然兴奋地拿起《第一犁》，忽然发现书脊上的封皮有点开裂，他边说话，边用牙刷蘸着浆糊涂抹，粘好后，把书摊在桌上晾干。

还有一回，刘心武随同事章仲锷到上海出差，拜访巴金。他腼腆地坐在巴金对面，远没有同事神态自若、谈笑风生。巴金答应为《十月》供稿。看着刘心武，巴金说：“编辑工作虽然忙，你还是应该把小说继续写下去。”他明确说，《上海文学》《收获》复刊第一期要登刘心武的作品。忆起往事，刘心武感到愧疚，“这两个巴金亲自约去的小说，质量都不高”。

同年，丁玲回京，刘心武拜访。她手头只有一篇散文《杜晚香》。很快，该作安排编发。一天晚上，《人民文学》杂志时任副主编葛洛找到刘心武家，当晚要拿到《杜晚香》。刘心武很纳闷，说稿件在编辑部。

几个小时前，中央给中国作家协会来电，已经决定给丁玲平反，她的作品必须由《人民文学》首发。两人一到编辑部，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任负责人严文井也在，人文社也要赶编丁玲的书。刘心武打开门，两人拿到稿件如获至宝。他把这一晚写在《我与丁玲及〈杜晚香〉》中。

那也是刘心武的黄金时代——踏上文坛不久，属于作家的道路，缓缓铺开。刘心武家有一个纸盒，里面保存着12封冰心的来信。其中一封上写着：“《如意》收到，感谢之至！那三篇小说我都在刊物上看过，最好的是《立体交叉桥》，既深刻又细腻。”她用一天时间读完了《钟鼓楼》，评价“不错！”有外国记者采访冰心，问她中国青年作家里，谁最有发展前途？冰心答：刘心武。来自前辈的肯定，长久地激励着他。

靠着藤椅，刘心武说起一件往事。大约在1981年，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要去天津看望孙犁，他知道后同往。孙犁住在报社宿舍大院的平房，准备了一桌茶果。14岁时，刘心武就在《人民文学》杂志读到孙犁的中篇《铁木前传》，爱不释手。冬日的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上，但在见到孙犁的那一刻，染上了金色。

偶入《百家讲坛》深处

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西方文化涌进国内。不少作家言必提“四斯二卡”——“四斯”指的是乔伊斯、普鲁斯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二卡”为卡夫卡、卡尔维诺。刘心武也爱读，但因不懂外语，总要依靠译本。于是，他开始研究《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名著，决心从母语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

时间来到2004年，自诩“退休金领取者”的刘心武着手写回忆录。

夏末，电话铃响起，打断了这一切。

电话那头是傅光明，邀他到现代文学馆讲《红楼梦》。刘心武总是拒绝。傅光明全无恼意，和缓地说：“那好，现在就不讲吧，可我还是希望你能来，过些时候再约你，好吗？”傅光明打了两年电话，刘心武心一软，赴约了。

讲的时候，刘心武发现了录像设备，想是录下作馆藏资料。过了些时日，CCTV-10《百家讲坛》播了一组《〈红楼梦〉六人谈》，他讲的也在其中。《百家讲坛》和现代文学馆有合作协议，可利用馆里的演讲录像用于文化传播。节目播完后，节目组找了上来。

编导轮番上阵，没能说服刘心武。会面接近尾声，一名编导无意提起，几人大多是“70后”，不再享有“铁饭碗”，台里实行“末位淘汰制”，若栏目取消，只能各谋出路。有人北漂多年，背上了房贷。刘心武心一软，同意了。

录制前，刘心武把提纲和引用《红楼梦》的原文及相关文献抄在一叠纸片上。他讲得尽兴，有时竟超时一倍，工作人员也高兴，直接把一回剪成2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播出后，收视率蹿高，制片人万卫名声大震，《红楼梦》销量大涨。采访纷至沓来，刘心武只得拔掉家中的电话线。

不久后，他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售。一个小伙子背上贴着标语：“我爱李宇春，更爱刘心武。”一个小姑娘背上也贴了标语：“刘心武骨灰级粉丝。”看到“骨灰”二字，刘心武吓了一跳，直到听完编辑解释，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百家讲坛》邀红学家周思源录制节目，批驳了刘心武的观点。记者采访刘心武，他说：“周先生很儒雅，他的观点也很可以供观众参考。”记者登时失了兴致，不愿再听。

2006年，刘心武应邀参加香港书展。就餐时，刘心武的座位刚好在金庸对面。金庸说：“刘心武，我同意你对秦可卿的分析。”刘心武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金庸以为他没听清，又说了一遍。

逛书展时，跑来一个人，一把抱住刘心武，说：“《红楼梦》我从小就读，只觉得秦可卿古怪，就没想到你那个思路上去！你的揭秘太好了，我完全信服！完全信服！”来人是倪匡。

2008年，外交部邀刘心武讲《红楼梦》，地点在新闻发布厅。还没等上台，外交部时任部长李肇星来了，他把小布什送上“空军一号”，马上赶回。那天，李肇星拍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封面说：“群众欢迎，就是好的嘛。”

2012年，风浪过去，他可以继续写回忆录了。

岸边卷起浪千叠

1942年6月，刘心武生于成都育婴堂街的陋宅里。没等大人拍屁股，自个儿哇哇大哭起来。“心”是辈分，“武”是父亲定的。那时汪精卫主张“和平路线”，刘天演支持武装抗日，所以取“武”字。

“我说不了，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刘心武不愿谈某些话题，说：“你应该采访那些搞社会学研究的人。”他身后是一盆滴水观音，叶片纹丝不动。

我在《世间没有白走的路》中找到一些踪迹。刘心武祖父刘云门，在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得中举人。赴日留学时，他与廖仲恺、何香凝来往密切，见过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寇乘敌机疯狂轰炸。刘云门遇难，家人痛不欲生，翻到双手冒血，也未找到遗体。

7岁那年，重庆发生“九·二大火灾”，浓烟隔岸可见。当时，还有国民党溃军的散兵游勇，时不时放冷枪。一个穿道士服的人走进院子，指着刘心武说：“太太，你把那娃儿舍了我吧，兵荒马乱的，留下是个累赘。”母亲镇定地说：“师傅你快去吧，莫再说了，那是不可能的。”长大后读《红楼梦》，看到甄士隐抱着女儿看过会，癞头和尚讨要女孩，刘心武不免脊背发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厂、生产队都有收音机，农村安装了高音喇叭，连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爱情的位置》发表后，电台广播，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听了非常振奋，不到一个月，刘心武收到了7000余封信。一位海边渔民来信，说自己在广播里听了小说，意识到爱情不是罪恶，于是和女友公开交往。为表谢意，寄来一个巨大的海螺。这个海螺至今仍摆在刘心武书房。

1980年，刘心武家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1984年换了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全国掀起了一股“彩电热”。2005年，刘心武站上了《百家讲坛》，无意中抓住了那一时期信息传播最厉害的媒介。他多次对记者说过，自己上《百家讲坛》是偶然，但没有一家媒体那样刊登出来。

1983年，刘心武赴法国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电影节的两位主席认为《如意》是一部难得的文艺片，特邀小说作者到场。那天，巴黎上空有大雾，只能盲降奥利机场。他只觉有趣，毫无畏惧。

一位有名气的中年导演曾找到刘心武，想把《蓝夜叉》搬上荧幕。实在找不到投资方，只能作罢。有投资者反馈，小说是好的，但这片子只能到国际电影节上拿个奖，难以收回成本。有人劝刘心武写电视剧本、电影剧本，赚钱更多，他拒绝了。

2021—2022年，刘心武入驻喜马拉雅，推出了栏目《听见·刘心武·读书与人生感悟》，录制了200多期音频，节目评分9.7。时隔20年，那些守在电视前看《百家讲坛》的青少年，再一次找到刘心武。

“每期获得的流量数字都是真实的，包括评语也一样，我的助理焦金木不会做花钱买流量的事，我就更不懂了。”说着话，刘心武扭过身子看向助理，焦金木点了点头。

2022年，天喜文化将音频节目转成文字，推出了散文集《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世间没有白走的路》。一拿到样书，焦金木寄出了几十套，他说：“好多人要，反映很好。”

前辈钱穆写过一本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去年刘心武正好80岁。过去，他总觉得“80岁”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忽然，这天就来了。他伸直右臂，用平直的手心碰了碰立着的新书，就像轻拍孩子的小脑瓜。

盛名带来的困扰

“我有很多作为被其他的作为淹没了。”刘心武感到困扰。近几年，他研究明代小说“三言二拍”，写的文章在《今晚报》发表，专栏开了两年多，去年年底收栏。他还写了一出四幕话剧《大海》，2022年10月在《中国作家》刊发，杂志专门辟了一个新栏目《特殊文本》。

早在2002年，刘心武写了一出以老舍为主角的歌剧剧本。散文家祝勇把剧本拿去了，收录进他主编的《布老虎散文》。丛书印量不多，很多人不知道，他还写过剧本。

刘心武种下了“四棵树”：第一棵是“小说树”、第二棵是“散文随笔树”、第三棵是“建筑评论树”、第四棵是“《红楼梦》研究树”。《班主任》被视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遮蔽了《立体交叉桥》。《钟鼓楼》获茅奖，遮蔽了长篇《四牌楼》。《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畅销，遮蔽了建筑评论、散文、随笔。

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了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邮轮碎片》。他注意到，当下年轻人过得太紧张，倾向碎片化阅读，写作时采用了乐高式结构。小说由400多个文字片段组成，从任意一页翻开都能读下去。

就像他儿时的玩具“小颗颗”——插画积木。一盒有一百多颗，玩了多年，没丢过一颗。离开成都时，船在宜宾靠岸，他把一粒绿色积木抛到江面，看它在波浪中沉浮，渐行渐远……

去年，《当代文坛》发表了一篇题为《刘心武在法国的接受与阐释》的文章。文中提到，2012年，伽利玛出版社推出刘心武作品的袖珍本，同一系列的作家还有蒙田、福克纳、乔治桑……在国外图书市场，只有进入畅销书行列，出版商才会推出简装版。作者分析，刘心武对底层人民的关怀，契合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式价值。

“我不是放下身段俯视小人物，我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刘心武当过中学教师，平时接触的家长有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饼的炊事员，还有以捡废纸、看自行车为生的老人。在学校扫地的工友、冬天烧锅炉的临时工身上，刘心武发现了“令人惊愕的世态人心”，以及“强烈而持久的美”。

小人物给了刘心武长久的抚慰。他的父亲怕孩子误食药丸，总把药匣搁在高处。父亲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直到老年。那时，刘心武带妻子回家，妻子帮厨时手烫了一下。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刘心武搭了一把椅子，取下药匣。

刘心武的母亲爱聊天。火车上，对面是两个面露凶相的小伙，身上棉衣的破洞露出灰色的棉絮，母亲仍健谈，她拿出包里的如意膏，涂抹在他们手指的冻疮处，末了还把药膏送给他们。两人面面相觑，他们决定换车厢抢劫，事情败露后被捕。

写《钟鼓楼》时，母亲住在刘心武家。他伏案书写时，母亲在他背后，倚床读书。写到兴奋处，他迫不及待地转身，念一段。她不评价，只是微笑。《钟鼓楼》得茅奖后，刘心武给母亲报喜。她很快回信，提了几件家务事，只字未提获奖。

2000年，刘心武去巴黎，到卢浮宫看《蒙娜丽莎》。

他看到，母亲的面容在画上浮现。

《钟鼓楼》的结尾处，刘心武列了一连串问句，大约占了一页纸的篇幅。采访当天，刘心武没有解答，小说角色的命运不由他掌控。

刘心武还会再写长篇吗？下一篇散文写什么？《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世间没有白走的路》会大卖吗？何时再去剧院？未来，还会有人读《四牌楼》吗？那粒“小颗颗”漂到哪去了？

他没有回答，在众人的簇拥下坐上车。焦金木俯身，为他扣好安全带。

很快，车辆驶离茶馆，消失在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