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车安宁

【作者简介】

车安宁，男，1956 年生。陕西省西安市人，少年时长于青海省西宁市。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甘肃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甘肃省政府参事。

1977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后任《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等职，副编审职称。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及社会科学研究，发表各类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甘肃日报》《大地》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及其他各类文章数百篇。出版有科普专著《管窥21 世纪》《人类与水》、诗集《我拥有什么》《石羊河，我家乡的河》、学术专著《灾害学新论》、文学作品《寓言新说》等。

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政协甘肃省委常委、民盟甘肃省委副主委、甘肃省武威市副市长、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文明是什么？人类文明怎样界定？最早的人类文明起源于何时何地？中华文明应当如何界定？

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对发源于中华大地的古文明虽然也予以认可，但是他们认为最多只能追溯到迄今3000 年前，而中华民族此前的历史还不能算作他们认为的“文明史”。

这是由于西方学者们长期以来掌握了对“文明”进行解释和定义的话语权，他们认为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了以下要素：家族观念、工具、语言、文字、信仰、宗教观念、法律、城邦和国家等等。”

近代西方学者依据自己早期的发现而设定了对于“文明”出现的判定标准，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素理论，即文字、城堡和铜器的出现。同时也有学者把三要素概况为哲学、宗教和艺术。还有学者认为三要素是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和国家制度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出现，认为城市是文明的发源地。可见，西方学人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但他们却几乎一致固执地认为，人类最早的文明起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城邦，时间大约是公元前4500 年，而中华文明的出现则要在此1500年之后。

其实，所谓“人类文明”的出现，早期的人类完全是不自觉的，是在自己所生存的环境中不断进化应运而生的。换句话说，人类的先祖并不知道他们早期所做的一切，就是后人所说的“文明”，因此，他们不可能有意识地按照后人的标准去创造什么“文明”，他们只是依据自己的生存需要去做当时自己能做到的事。那么“文明”就应当允许在不同的地理区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而不具有固定的范式。那么，这就涉及到人类文明到底该怎样界定？

首先，我们可以认为，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文明是人类与动物分离后，产生了群体智慧的结果。何为群体于动物的本能，本能只是要吃、要喝、求安全、求交配繁衍。而智慧则是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包含感知、知识、记忆、理解、联想、情感、逻辑、辨别、计算、分析、判断等多种能力。即智慧可以让人们拥有对自然、对社会更深刻的思考和辨析能力，不仅拥有探求真理的欲望和能力，也拥有道德与美感的创造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一个人类群体有了自主的生存和发展意识，有了有权威的、说话算数的领头人，能够使群体组织协调起来进行有效的、有目的的规模化劳作和守护自己的安全，并相互交流和向下一代传承经验和智慧，这就有了文明的萌芽。现代考古可以证明，这种萌芽至少在8000—10000 年前东方和西方的多个地域都已经同时独立地出现。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同样，文明的初创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某一时间内突然成形。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文明界定得那么完备，那么高级化、复杂化。

笔者以为，所谓文明，说到底无非是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当这种生存和生活方式演化到一定形态时，就可以称之为文明。文明只是一个社会形态概念，不是一个计量概念，因此不能进行量化定义。

如果说非要给出一个能够比照的条件，我们是否可以结合西方学者的观点把文明的出现界定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大规模的群体生活。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抵御自然和人为的侵害，个体也才有所依靠，人与人之间也才会产生有智慧意义的交流，也才能产生相对有分工的劳动。这种大规模的群体生活，必然是多部落的联合或兼并的结果，也必然需要与群体规模相适应的信息交流方式和组织管理方式，譬如，语言的产生、简单计量和记事符号的产生、等级制度的确立等。

二是在规模化群居的条件下开展有创造性的、规模化的、协作分工的生产劳动。其中包括“住宅区”的建设，并且这种“住宅区”是分功能和等级的。再如人工种植和养殖，这就需要工具的制造和劳动技能的提升，还有治水能力、仓储能力、攻防能力等。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规模效应”，

才能发展生产力。三是要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包括领头人及领头人的产生、等级制度、缔约制度、婚配制度、奖惩制度、分工制度、交易制度等。这些制度的逐渐形成，必然地会产生相应的礼仪文化法律等，包括计量单位、文字符号、祭祀器物、原始宗教的产生等等。

以上三个条件的完成或基本完成，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渐进的过程。不一定同时具备，也不一定非要有城市或城堡，工具的制造也不一定非要是铜器，只要使人类完全脱离了动物界，进入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生产和生活，有了一定的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能力，也就可以认为是从野蛮走向了文明。

其实，我们也可以更简单地把这种早期文明归结为一句话，即人类能够自主地、有意识地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社会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就是文明。当代考古发掘显示，中国的先祖们至少在5000 年前就有了自己的居住“小区”以及耕作的土地，并有计划地进行“治土”和治水，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有自己信任的头领和图腾崇拜，也即有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和奋斗目标，并且还能够大批量的自主制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以及工艺品，如造型独特图案精美的陶罐、玉佩等，还有自己的历法等，这还不算文明算什么？难道非要让他们和古埃及人讲一样的语言，做一样的事情才叫“文明”？

如果请这些西方人到中国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实地来看一看，瞧一瞧，也许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文明的范式应当是多彩多样的，不应当仅以古埃及为样板而排斥其他。

再说，就算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中国已有大量的出土考古成果充分证明，中华文明的溯源远不止3000 年。如郑州商朝古城遗址至少有3600 年的历史，而仰韶遗址、半坡遗址、凌家滩遗址、城头山遗址、良渚遗址、贺兰山岩画等广泛分布于中华大地，不仅出土有大量的生活器物，也有展现文明发达程度的城市建筑、绘画艺术、氏族公社制度和信仰、复杂工具以及武器等方面的实物，其历史都在5000至7000 年以上。而水稻的人工种植还要更早，如距今9000 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 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等，都是水稻农耕文明的典型例证。有些考古证据甚至是惊人的。譬如，河南的裴里岗文化贾湖遗址的龟甲上的文字刻符已有8000 年历史；陕西的姜寨遗址出土有青铜器残片；甘肃大地湾遗址器物明确展现当时已经有了10 进位制算术和类似水泥的建筑材料；仰韶遗址出土了石纺轮、各种精美陶器玉器，以及对猪、狗的饲养；半坡遗址的尖底瓶和文字符号；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构件和黄金稻等。还有被称为“东方庞贝”的喇家遗址是黄河上游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不仅遗存灾害现场遗迹，还发现有大量陶、石、玉、骨等珍贵文物，特别是反映社会等级和礼仪制度的“黄河磬王”、玉环、玉璧、大玉刀、玉斧、玉锛等玉器，其手工业和商贸水平也可证明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早在4000 年前就已经很通畅了。

如果硬要按照西方学界的文明的三要素标准衡量——文字、城堡和铜器，那么5000 多年前在中国山东的莒地均已出现。莒地先民还发明了酿酒、制陶、冶炼和针灸等，并最早使用货币。

因此，我们现在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其实并不算夸张，真实的文明史只会比五千年更为长久。我们之所以说这些，并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自尊，非要把中华文化刻意拔高、夸大，而是本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真探讨和界定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