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章荣

近年来老做这样的梦：梦中的我总是处于饥饿的状态。或在村头，或在农舍，或在悠长的小巷，或在繁华的闹市，眼前是琳琅满目的食品，身边是冒着热气的饭菜，远处有成堆的稻谷和小麦……可是，我却买不到，吃不着，拿不了……我知道，这与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在我记忆的仓库里，一直储存着饥饿的信息和对粮食的向往。

粮食，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最大渴求。不仅仅是我，我们兄弟姐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孩子和大人们，大都渴望家里有满仓的粮食，每天都能吃上白花花的米饭，而且可以随肚皮装。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整个少儿时期都浸泡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从我懂事的时候起，直到高中毕业，我几乎没有吃过几餐饱饭。很多时候，我们所吃的都是掺杂了红薯、萝卜、红花草、野苦菜的饭食。红薯饭容易吃饱，但那种饱是发胀的饱，特别难受。最难吃的是萝卜饭，稍稍一咀嚼，满嘴都是带点腥臊味的水。最好吃的还是野苦菜及其他野菜做的饭——难怪现在的城里人都喜欢吃野菜的。以至于成年之后，我对萝卜、红薯便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不管它们多么营养，也不管老婆、小孩多么喜欢吃。萝卜作为菜还能够吃一点，红薯是坚决不尝的。

农村是什么，农村就是长粮食的地方。农民是什么，农民就是栽种粮食的人。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是不能随便食用自己生产的粮食的，农民和农村里的孩子不得不忍饥挨饿。打小时候起，我就看见我的父母及其他父老乡亲，不停地播种、培育、收割，从春到冬没日没夜地泡在田地里，满头汗水，满身的泥土。我亲眼看见好几个乡亲于烈日炎炎的中午中暑倒在农田里，几乎每年都有打夜工后回家的路上被毒蛇咬伤咬死的事件发生。其中有个男人，被毒蛇咬死时还不到四十岁，留下妻子和孩子艰难度日（农民是没有因工负伤因工死亡待遇的）。也有在水田里犁田或插秧被雷电劈死的。我特别惊奇农民们为什么那样精力充沛，农忙时，无论男女一月连一天休息日也没有，只是农闲时妇女一个月可以休息一天。男人休息除非大雪封门。我问过母亲这个问题，她回答我说，还不是为了多打下一些粮食。多打下粮食之后可以多分一点粮食，父老乡亲们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里都流淌着这样的愿望。我看见禾苗冒尖、拔节、扬花、结果，我闻到了满沟满壑的粮食的芳香，看到了父老乡亲们满是汗渍与疲倦的脸上的笑容。我还看到月初时，乡亲们担着箩筐到队部排队领取口粮时的兴奋与喜悦。我也看到月末的时候，不少乡亲因为家里已经断粮

或即将断粮而焦急与愁苦的表情。

我们家最难过的日子，便是每个月的月末，因为我们家的粮食总是不够吃。每个月的月末都有七八天时间的粮食没着落。父亲不得不在夜晚收工之后，担着两只箩筐去借粮。借粮都是先和别人说好了的，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借来粮食，偶尔也有变卦的时候，或因为主人临时有事不在家，或因为被借人家的其他人不同意。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会在家里发脾气，责怪我们饭量大，责怪母亲不懂得节约。我觉得父亲对母亲的责备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哪餐饭不是红薯、野菜相拌？我们家七口人，我们五兄妹都是长身体的时候（有个妹妹四岁时夭折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饭食，每餐都要吃三四碗饭，母亲为了多挣工分（按工分分粮食），总是起早贪黑到生产队干活。她因此饭量也很大。还有，一年到头没有什么油水（每年人均才一斤食用油，很多的时候煮菜根本就没油可放，猪肉和动物油就更不敢奢求了），吃过之后很快便饿了，饿得快便吃得更多。可我们家每个月都没法领到足额的粮食。那时候领粮食是有定量的（由公社规定），农忙时每人每月三十斤稻谷，农闲时每人每月二十五斤稻谷。因为我们家工分挣得不够多(母亲还是会挣工分，父亲却挣得比较少)，农忙的时候每月也就领回一百五十斤左右的稻谷，农闲时则只有一百二三十斤。那个时候的出米率每百斤才六十多斤。也就是说，我们一家六口每个月最多也不足一百斤大米。因为长期向别人借粮，又不能及时还人家，后来借粮便越来越艰难。月末，我们的饭碗里常常是看不到几粒米饭的。不少的时候，母亲也会在清晨拿着个缽子去向别人借米，也有空手而归的时候。偶尔，母亲也会要我去借米——假期和周末的时候，母亲因为要去出早工，我便在家里负责煮饭。有好多次我拿着米缽，站在别人家门口，像叫花子一般怯怯地往别人家屋里张望，就是不敢走进去，也不敢张口叫一声。不，应该比叫花子还不如。叫花子讨米似乎还有点理直气壮，而我却一点底气也没有（那时候，经常会有讨米叫化的人，有的是遇到了水灾，有的是遇到了旱灾，有的是遇到了人祸。不管日子再艰难，遇到讨米的到来，乡亲都会多少给他们一点粮食）。好几次都是主人看见了站在门边的我，把我叫进去的。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堪极致。

我一直无法忘记，那个大雪封门的冬天，我们家断炊两天的情景。那天晚上，母亲将最后几颗红薯煮了，吃过红薯之后母亲说，家里什么粮食都没有了，你父亲不愿借粮，也没地方可借，你们就不起来，在床上睡觉吧，睡着了也就不怎么饿了。我们差不多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实在饿得不行了，便起来喝水。第三天清晨，爷爷知道了我们的惨状，才给我们送来了几升大米。算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每当想起我那四岁便不幸夭折的最小的妹妹，我便疼痛不已。她虽然是因为白喉病夭折的，但她在夭折前几乎没有吃过几餐像样的饭。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那时候想多吃一点白米饭，强迫弟妹们一人吃两个红薯才能吃白米饭（有时候，家里煮饭将红薯放在锅底，上面放上米去蒸），可怜她两三岁，吃下两个红薯之后还怎么吃白米饭。有时候，她会趁我不注意，将红薯给母亲。小妹是在公社卫生院去世的，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听母亲说，她去世时说话已经十分艰难，可她还在一个劲地叫嚷：要吃豌豆，要吃白米饭。母亲弄来了白米饭，可她已经没办法咽下去了。四五十年了，每当想起她的时候，我都很难受。人性中有太多的恶，一不小心就会从我们的心底钻出来，尤其是面对艰难环境和生死抉择的时候。

大约从四五岁开始，我便跟着奶奶去收割后的稻田里捡失落的稻子（奶奶和爷爷单独生活）。我很乐意捡稻，充足的粮食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捡稻是不被允许的行为（为什么不被允许，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我们每次捡稻都像在做贼。好多次，干部饿狼一般追赶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摔得浑身是泥。记得有一次，我和奶奶正兴致勃勃地在满是泥浆的稻田里捡稻，奶奶的小脚陷进泥里去后拔起来很艰难，可是，她又没办法不让小脚陷进去。不过那天稻田里散落的稻子很多，我们每个人都捡了六七把。奶奶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她将每根稻子上的稻叶都剔得干干净净，露出来的都是金灿灿的稻子，看上去十分可爱。奶奶每捡满一把稻子之后，总不忘把之前那些金灿灿的稻子摸一遍，我看见她脸上满是笑意。我知道，她也热爱粮食。不知生产队长是什么时候来到田边的，看见别人四散而逃，我们也开始跑。可惜，奶奶的小脚跑不动，我们被队长抓住了。他二话没说，将我和奶奶捡来的稻子撒向稻田，然后用脚恶狠狠地踩进泥巴里。当金灿灿的稻子被队长蹂躏得尸骨无剩的时候，奶奶哭了。即便经常遭到驱赶和侮辱，我和奶奶都没有放弃捡稻，我们是在捡可以让我们果腹和享受的粮食啊。偶尔，妈妈会带着我半夜起来捡稻，都是在有月亮的夜晚，蹑手蹑脚地去到傍晚收割的稻田里。那些稻田还没被人捡过，散落的稻穗比较多。在朦胧的月光下，在清凉的露水中，我们以一种虔诚与认真的态度，去捡拾稻田里的每一根遗落的稻子。捡稻的过程是愉悦的，稻子的芳香让我很享受。捡稻，也是我们给别人还粮的唯一途径。

那是“双抢”（抢割抢插）的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吧，有人敲门。我们打开大门之后，大队基干民兵便蜂拥而至，他们从我们家搜出了一箩筐被我们用手搓下来并已经晒干了的稻谷。那晚是大队书记专门针对我们生产队捡稻猖獗、集体粮食流失严重现象的一次专项行动。不仅我们家，还有其他五六户家里也搜出了来历不明的稻谷和没有来得及打下的禾谷。讽刺的是，生产队长也被逮住了，平日里经常抓别人捡稻的民兵排长家里还搜出了两捆湿淋淋的禾谷——显然是刚从田里偷来的。那晚，父亲与包括队长在内的其他六七个“偷盗分子”挑着各自偷盗来的粮食，连夜被民兵押往全大队九个生产队游斗。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黎明。父亲一进家门便破口大骂，说我们让他丢尽了人。

那个时候的农村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谓“三级”就是公社、大队、生产队。那时的粮食单产不是很高，可人口也不多，照理说，不应该饿肚子的，尤其是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然而，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粮食并不属于农民自己，农民的粮食属于公社、属于国家。每年，各生产队都要按照土地面积向国家上交公粮。公粮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处于上升状态。即使丰收了，生产队也不能多给农民分配粮食，多打的粮食必须上交。有的生产队因为给农民多分了几斤粮食，生产队长被抓起来批斗，有的还被关进监狱。每当收割接近尾声的时候，公社都会组织专门人员进行估产。我记得，我们生产队估产总是被估多，弄得生产队完成上交任务后留下的粮食常常不够分配给农民，有好几年，我们生产队男女老少在队长的带领下挑着箩筐浩浩荡荡去别的生产队借粮。有的时候，生产队向上级报告，说实在完不成任务，请求减少一些上交任务，公社会派一些人员到生产队仓库复查，实在只有这么多粮食之后，他们还是不肯减少上交量，说已经打下了粮食并已经码好准备给耕牛过冬的稻草上还可以打下几千上万斤粮食出来。于是，乡亲们又将码好的稻草掀开来，一层一层地铺在稻场上，让牛拖着石滚没完没了地碾。碾出的那些霉烂的瘪谷去充当乡亲们的口粮。

除了过年，我们是很少能够吃上白米饭的，不过也有例外。每年的“双抢”和秋收，生产队打夜工都会开餐，煮几锅白米饭让社员们吃个饱。可惜，生产队不允许小孩子打夜工。每当晚上有饭吃，母亲便要我拿个碗到晒谷场的边上等她。她装满一碗饭后会悄悄地来到我跟前，迅速地将白米饭倒给我。我记得，母亲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吃了好几餐白米饭。有这样好事的时候，我会早早地来到生产队的晒谷场边，等待母亲的到来。通常情况下都要等两三个小时，因为收工才吃饭，收工的时间一般都在深夜十二点之后。等待很煎熬，夏天的时候有成群的蚊子叮咬，深秋的时候，老北风刮得全身上下冷冰冰的。还有闻到队棚厨房里飘过来的白米饭的浓香时的难受——口水会不知不觉地流出来。也有几次，母亲并没有弄来白米饭，母亲告诉我，今天弄不到白米饭了，队长盯着呢，叫我早点回去。那个时候的白米饭真香，真好吃，不用佐借任何菜料，我都能吃上三大碗。

我偷过生产队粮食，是初中毕业那年。那个夏天的晚上，是我父亲与另外一个人在生产队晒谷场守夜的日子。另一个人的儿子与我是老伙计，他父亲是灰斗管理员——负责在仓库内外的谷堆上盖印。白天的时候，老伙计告诉我，他想晚上替他父亲去守夜，希望我也去。我们来到晒谷场之后，老伙计望着堆放在晒谷场上的谷堆对我说，我们偷点谷回家。他手上有灰斗，偷了之后重新盖上灰斗印，不会被发现。我立即便同意了。我想，等把稻谷偷回家里去后，要母亲煮一顿白米饭给我们吃。老伙计从家里拿来了两只麻袋，我们一人装了大半袋稻谷，由于太沉，只能推着麻袋让它滚下山坡，滚到老伙计家的后院里（他家就在晒谷场下面）。我计划着明天晚上想办法将稻谷挑回家里去。不料，第二天清晨，我们便东窗事发。有人发现灰斗有异样（偷了稻谷之后，我们将地上的灰斗印往里移了，可是由于天黑看不太清楚，没能将原有的灰斗印擦干净）。他们立即便把生产队长叫了过来。当时的生产队长是我二叔，他不停地问我，到底偷了稻谷没有，偷了就直说，不会怎么样你的。我有点心虚，准备坦白了。可当我看到老伙计态度坚决后，也有了胆量，否认偷了稻谷。于是，生产队便组织人员在老伙计家和我家内外，进行了几次搜索，但是，他们一无所获（一直到现在，我都没问老伙计是如何藏匿那两麻袋谷子的）。那些人还是不依不饶，我二叔说，又没搜到，你们说怎么办？他们说，至少要按损失赔偿。他们认为我们至少偷了三四百斤。我二叔说，他们两个小孩子，要偷也偷不了那么多啊。最后，在二叔的调解下，罚了我们一户四十斤稻谷了事。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从老伙计家冒险把偷来的半麻袋稻谷弄回家。除去了壳草，也就四五十斤吧。不过，我没要求母亲煮白米饭，因为被扣了四十斤粮食。

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竟然会去卖粮食。我们家离镇上远，只能在学校寄宿，吃饭自然也是在学校。学校不可能做红薯饭、萝卜饭，也让我每天都能尝到白米饭的滋味。我不知道家里是如何每月弄出二十多斤大米来的，我只知道他们的生活更糟糕了，因此，我总是与我的肚皮做商量，再想吃，也只能吃一钵饭（三两一钵），大多数时间只吃两餐。那个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也就是当局宣布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的时期，书店里来了很多过去的“大毒草”。我几乎每天放学之后都跑到书店，望着柜台后面书架上一本本魅力无穷的书籍发呆——那时候买东西是不能直接走进柜台去选的。我喜欢看书，很小的时候就依靠刨蜈蚣、打松果卖点钱买了不少书——主要是连环画。后来，我实在抵挡不住书的诱惑，便将家里给我到学校搭伙的粮食弄了一些去街上卖了——卖粮食的时候我的心在不停颤抖，拿了钱后立即便买了书。我记得，我卖大米之后买的第一本书是叶圣陶的《倪焕之》，之后又有《骆驼祥子》《家》等等，我还用卖米的钱从校长儿子手中买来了很多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名著（校长儿子与我是同学），如《普希金抒情诗一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子夜》《柔石选集》《殷夫选集》等等。卖了米之后，我只能每天吃一顿饭，实在饿得受不了也只吃两顿，绝对不会吃三顿的。好在有书看，我发现有了书看之后，便没那么饥饿了。

高中时我已经学会了思考，看到城镇居民、国家干部、工人，一个个都能餐餐吃白米饭，他们每个月都有二十多斤到三十多斤的大米供应，每月还有猪肉、红糖、豆腐、面条，我弄不明白，为什么种粮食的农民却不让他们吃饱肚子、吃上光滑、香甜的白米饭？我思考最多的问题是，我应该怎样才能脱离农村，不当农民。农民是一群什么也没有的人，田土不是农民的，粮食不是农民的，甚至连时间也不属于农民，可是，灾难却要农民自己承担。那个时候已经恢复高考，高考是农村孩子摆脱非人境地的唯一途径。可惜，我因为把主要经历放在看课外书上，加上贪玩，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我高中毕业回到家里时，情况已经好转，生产队开始包产到组了，第二年就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我第一次看见自家的稻场上堆满金灿灿、香喷喷的谷子。虽然我知道，这些并不完全属于我们，还有很多的粮食征购任务要完成，还有各级的提留款要上交。但至少眼下成堆的粮食在我们眼前，在我们家里，我们有了享受和处置粮食的权力，我们可以放开肚皮吃几顿饱饭了。那个时候的我有一种强烈的翻身当主人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美妙。我记得，当谷场上的稻谷晒干之后，我便偷偷装了两箩筐卖了。我用卖粮食的钱到镇上的邮局订了几本杂志，有《小说月报》《作品》《湘江文艺》。打那以后，我们吃上了白米饭，没有掺任何杂物的饭。我很兴奋，也很满足。如果不是因为那么繁重的很难交齐的提留和永远也做不完的义务工，我可能真的就在农村活下去了。

【作者简介】倪章荣，笔名楚梦，湖南澧县人。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出版杂文随笔集《骨头》、短篇小说集《那晚的月亮》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