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扬桂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石民和鲁迅，是一对交情很深的朋友。

石民何许人也？他本是著名的象征派诗人，其名气仅次于该诗派创始人李金发和“雨巷诗人”戴望舒。可是由于象征诗派在国人心目中整体地位不高，石民专事写作的时间短，且未到不惑之年就去世了，因而鲜为人知。

据邵阳《陈氏族谱》等史料介绍：石民，原名石光络，册名嵘，字阴清，号影清,1903年3月出生于湖南邵阳（今新邵县陈家坊）一个官绅家庭。1942年，被肺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石民自幼聪明好学,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受英语系教授林语堂、叶公超、陈西滢、温源宁、徐志摩，及同学胡风、废名、梁遇春、冯至等人的影响，石民在学生时期就热爱诗歌、散文创作。1930年前后,他与鲁迅等大文豪一样成了《语丝》的重要作者，与废名、梁遇春齐名,并称为“骆驼草三子”。

石民很早就与鲁迅有了亲密接触。当年他还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时，就因为对文学的爱好，常常慕名到中文系来旁听鲁迅先生的讲座。石民到北新书局任编辑后，和鲁迅经常保持书信联系，多次不辞辛苦地主动上门去鲁迅家约稿，每次采用过鲁迅的稿件，又都及时将稿费送到鲁迅手中。正是由于石民的热心牵线，鲁迅的许多著作，特别是翻译作品，都得以在北新书局出版，为书局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在做编辑的同时，石民依然坚持文学创作，并利用与鲁迅业务交往之便，虚心向鲁迅请教。他写的一些诗稿或译稿，在付印之前总要寄送给鲁迅，肯请先生予以批评指导。其诗集《良夜与噩梦》出版后，首先想到的也是给鲁迅寄书。

对石民，鲁迅也始终是有好感，并且心存感激的。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从1928年7月起，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前夕，他们两人都有密切交往。鲁迅至少在57则日记中提到了石民的名字，还在书信等其他场合提到石民的著作。1930年11月，石民得了肺病，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鲁迅先后5次在日记中写到，他陪同石民去在上海开诊所的日本医生平井博士家里就诊，因为石民日语不甚流利，鲁迅还主动给石民和平井当翻译。如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鲁迅这样写道：“上午往平井博士寓乞诊，并为石民做翻译。”石民每次请他修改稿子，他都不厌其烦地仔细修改，改好后又附信给予鼓励。鲁迅自己一有著作出版，也都要给石民赠送样书。

1934年5月，石民的肺病加重，急需筹钱治病。囊中羞涩的石民先是想把自己翻译的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巴黎之烦恼》的版权卖给他自己所供职的北新书局，可是北新书局的老板不讲情义，未肯收买。在危难之际，石民想到了乐于助人的鲁迅，请鲁迅帮他解难。鲁迅果然不负石民所望，他深知石民精通英文、法文，创作态度严谨，为人诚恳侠义，便慷慨答应代他转卖，并先垫付了稿费银洋250元给他治病。次年二月初三日，鲁迅为了石民的译作《巴黎之烦恼》一书的出版，给黄源先生写信，嘱他与生活书店洽谈。黄源找到协助邹韬奋经管书店的徐伯昕商洽。徐伯昕看鲁迅的面子，达成口头出版协议，连书面合同都不用签，就承诺用比较好的纸张来印刷石民的译作。在鲁迅的帮助下，《巴黎之烦恼》得以顺利出版，为石民解了燃眉之急。

因为两人感情真挚，情趣相契，即使卷入纠纷之中，石民和鲁迅也一如往常一样亲密友好。1928年暑假期间，作家程侃声和王方仁几乎同时翻译了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的中篇小说《红笑》。王方仁把译稿寄给鲁迅，请他指导并推荐发表。鲁迅把稿子交给了《小说月报》，于1929年1月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程侃声的译稿出来后，也及时寄给了北新书局，石民负责编辑他的稿子。可是，当王稿发表后，程的稿子还未付梓，程却怀疑王抄了他的稿子，并因此惹起一场风波。这个风波出来后，由于石民和鲁迅以友情为重，且都能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所以，很快就平息了。事过不久，因为版税纠纷，鲁迅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打起了官司，但作为北新的员工，石民依然和鲁迅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