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跃清

宝牯佬是民间对邵阳人的称呼，意指邵阳人像牛一样耿直、憨厚、刚烈。我一直认为宝牯佬的“牯”，是牛牯的“牯”，即性烈雄健的公牛。儿时牧牛，常见两条公牛“顶架”红了眼，牛尾紧夹，牛身如弓，气喘如吼，地动山摇，旷日持久，很多时候只能用长竹竿绑上草把点燃伸过去熏，它们才可能休兵罢战。宝牯佬做人做事的“牛脾气”上来了就是这样子。“呷得苦、霸得蛮、耐得烦”，宝牯佬的脾性是最典型的湖南人性格。

邵阳古称邵州，南宋宋理宗登基前在那儿担任防御使，“上位”后，以自己的年号命名该龙兴之地，即“宝庆”。宝庆府在明清时期是大府，辖武冈州和邵阳、新化、城步、新宁四县，俗称“五邑”，地域与今天的邵阳市区、武冈市、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新宁、新化及城步苗族自治县一致。新化于1977年10月划归涟源（娄底），此前分别于1947年、1949年将邵阳、新化的部分乡镇组建隆回、新邵两县，因此这几县的风土人文相交相融，难分彼此。

宝庆位于湘中偏西南，资江上游，越岭逶迤东南，雪峰山耸峙西北，资江由西南向东北流贯全境。山地和丘陵约占区域面积三分之二，基本是“七分山地两分田”，群山环绕，丘陵起伏，盆地星罗，荒凉偏僻，土地瘠薄，民生艰难。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曾流放这一地区，我们今天仍然能从《离骚》《国殇》《卜居》《渔父》等篇章中感受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之泣血感慨。宝庆属于梅山文化区域，据传湘中西部地区有36峒梅山。“峒”是宋代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基层行政单位，比现在的村稍大。民间对三峒特征做了生动概括的描述：上峒梅山挽弩相杈（山地打猎）、中峒梅山放牛赶鸭（丘陵耕牧）、下峒梅山打鱼摸虾（水乡渔业）。宋元时期，峒兵（乡兵）呷苦耐劳、能走能打、战斗力强，是朝廷镇压南方农民起义军所依仗的一支重要力量，和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哥萨克”差不多。我在儿时腊月里常见乡间“庆梅山”，巫师持桃木剑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发“峒兵”去捉拿妖魔鬼怪，应该就是源于此。这些无不在述说这片土地的古老、神秘与苍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崇山叠岭，滩河峻激，舟车不易为交通”，险峻的自然环境与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锤炼出宝庆人神情专注、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脚踏实地、表里如一、重诺守信、坚韧坚忍的顽强性格。古史志常如此形容宝牯佬：尚武、好斗、重义、轻死、易于激发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崇尚勇武、喜欢打斗、重情重义、把生死看得轻、容易被激怒等，旧时山民争吵，常将“砍头不过风吹帽”“砍落脑壳不过碗大的疤”挂在嘴上。湘军鼎兴时期，其兵源主要来自宝庆“五邑”，称之为“宝勇”。我老家隆回乡村至今流传形容某人突然暴富，你“打开南京了”，称赞谁穿得光鲜漂亮就是打扮得像个“南京客”。这是湘军攻下南京后，论功行赏加上军纪败坏、放任官兵烧杀抢掠，让很多宝牯佬满载而归，发了大财。在乱世中博取“血酬”的宝勇衣锦还乡后，渐渐悟出骤得的富贵只有通过读书、通过文化积累才能保持长久，于是宝牯佬们开始重视子弟教育，兴办学堂，开化民智，此举恰好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储备了大量人才。当年旅日同盟会成员中湘籍最多，这其中又有一半以上是新化的，在日本跳海自杀的近代著名革命家、《猛回头》《警世钟》作者陈天华即新化人。武昌首义人员大部分是宝牯佬。这时清廷又想起了被罢免赋闲在家的宝牯佬中的大佬、湘军后期著名人物两江总督魏光焘，启用其为湖广总督。让宝牯佬去镇压宝牯佬，这对清廷来说不失为一着妙棋。魏光焘称年老体弱，未赴任。历史总是如此戏剧，宝牯佬以其义勇倔犟的秉性，既是清王朝“回光返照”的捍卫者，又是最终的“掘墓人”。

湖湘大地直到晚唐，仍被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视为蛮夷之地，湘中腹地邵州更是蛮荒之所。北宋大儒、理学鼻祖周敦颐（湖南道县人）于宋治平四年（1067）以永州通判来邵摄事，于资水河畔辟池种莲，写下传世名篇《爱莲说》，亦开创邵州教化之先河。至清代有车万育作《声律启蒙》为家喻户晓之蒙学读物；晚清、近现代更是英才辈出，涌现魏源、魏光焘、刘坤一、蔡锷、谭人凤、匡互生、张家钰、周学霆、曾炳熙、邹汉勋、袁国平、蒋廷黼、廖耀湘、贺绿汀、李寿轩、袁也烈、陈早春等彪炳青史的杰出人物，书写“无湘不成军”“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的铁血辉煌。

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宝牯佬多有“根深蒂固”的政、军情结，亲友相聚多津津乐道政界、军界有多少湖南人之类的话题，谁家如果有位当大官的亲戚总要拐弯抹角地提一提，眉头扬起，腰杆都会粗三分。皆缘由湖南曾经风云际会，晚清全国十八省，十省督抚是湖南人，大平天国运动后“两江总督非湘人不可”，前有湘籍“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后有宝庆人刘坤一、魏光焘先后担任两江总督，恢复生产，繁荣经济，兴办教育，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扑下身子做了一些实事好事。新中国成立，湖南政军两界更是大员如云，气势如虹。

宝牯佬骨子里以做大事、当大官、出大名、说亮话为荣。学而优则仕，从政从军，立功与立言，首选功名，退而求其次才舞文弄墨、著书立学。“记不清，问汉勋；记不全，问魏源”，魏源（今隆回金潭人）著《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宏论震耳发聩，名垂青史；邹汉勋（今隆回罗洪人）校刊《船山遗书》，编纂《宝庆府志》（被学界誉为天下名志），著有《五均论》《六国春秋》《广韵表》等，创造性提出至今沿用的绘制地图基本原则，乃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其孙邹代钧于1896年在武昌创办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舆地学会，创立中国第一家地图出版社——亚新地学社，主持编撰出版《大清全典图》，主编《中外舆地全图》，曾担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地理系主任）。蒋廷黻（邵阳县黄陂桥人）以一部《中国近代史》奠定其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为了从南开大学挖走名教授蒋廷黻，竟然在蒋家客厅“赖”了一个晚上，蒋不答应去清华，他就不走。当然，蒋、罗关系密切，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两人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一起义务担任中国使团秘书。

宝牯佬中会做生意的惟有邵东人。沈从文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湘西当时很多店铺是宝庆人开的。先生提及的宝庆人即邵东人。邵东人做生意从小处着手，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别人不经意的行当，埋头苦干，默默无闻，只要微薄利润，就像牛一样手足胼胝、实打实地去做，不好高鹜远，不好大喜功，不打肿脸来充胖子，一切从零做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里都蓄满汗水！邵东约120万人口，就有80多万在外做生意，足迹遍布全中国，全世界，尤其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更是风生水起、落地花开。

宝牯佬性情横蛮、暴烈、忠义、有血性，另一个方面就是呆板、一根筋、钻牛角尖，头撞南墙也不回，见到棺材也不落泪。中共早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二号人物”、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向导》主编彭述之（今隆回中团人），曾拒绝刊登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辈子死扛“托派”大旗，一条路走到黑，郁郁不得志，最后客死异国他乡。抗战名将廖耀湘（今新邵酿溪镇人）参加南京保卫战，兵败后藏身南京栖霞寺，冒险救下国民党军66军参谋长少将黄植楠。辽沈战役，廖耀湘任国民党军最精锐部队第9兵团司令，战败，四野部队极力搜捕，广泛传唱：“矮胖子，白净脸，金丝眼镜湖南腔，不要放走廖耀湘”，廖决心“杀身成仁”，被随行的国军22师副师长周璞死死拦住，被俘时，他对包围上来的解放军战士说，周璞是他的勤务兵，士兵觉得抓住廖耀湘就行了，逐放走周璞。一救一放，足见其“义”；与日作战，万难求生，同室操戈，艰难求死，足显其“忠”。1949年1月，华北“剿总”傅作义见大势已去，决定交出北平，接受解放军改编，蒋介石致电傅作义，让他放回不愿意“投共”的高级将领，这其中就有胡宗南的“臂膀”李文（新邵龙溪铺人），拒绝留下来在新中国“当个部长”。成都战役中，李文任国民党军第5兵团司令官，率领7个军被二野围困在邛崃地区，不得已决定投降。二野第12军36师108团副团长武效贤前往李文司令部“洽降”。多年后，我在南京玄武湖畔某部干休所采访武效贤。老人回忆：“李文是个四十多岁的矮胖子，衣服穿得很厚，显得臃肿，一口湖南腔。我当时才二十四岁，长得一副书生气，李文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嘴里说‘欢迎，欢迎！’眼皮一翻，脸上不冷不热的。我想自己是解放军，又是谈判代表，千万不能怯场，不能失掉自己的身份……”李文投降后，被送到重庆二野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当时解放军对国民党军这些高级将领看管不严，结果让他给跑了，其跑到汉口宝庆码头，被一群宝牯佬掩护转道香港，去了台湾。当时长江水路上帮会众多，宝庆帮的势力在那会儿是“吐口唾液能当钉”。宝牯佬敢打敢闯、敢为天下先，流淌在血液里九条牛都拉不动的蛮和犟，有时候是性格的悲剧。冥冥之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滚滚资江东逝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今天的宝牯佬还是像牛一样默默的开拓耕耘，当然脚步更加理性、睿智、从容，但骨子里那份喷张热血，只要认准了的事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倔犟与韧劲从未曾改变。

作者简介

刘跃清，中国作协会员，南京市签约作家，曾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现任职江苏省政协文化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