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4 年，清咸丰四年，对于曾国藩而言，是经历了大起大落、极不平凡的一年。曾国藩，湖南长沙府湘乡人，表字伯涵，后改为涤生。生于嘉庆十六年的他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然而，身在家乡筹办湘勇、水师的曾国藩，正面临着人生的新考验。
在籍侍郎，心系天下
咸丰四年十一月廿六日，部属们在衡阳为曾国藩庆祝了四十三岁的生辰。时隔不久，一份来自京师的上谕批复让曾大帅久久不能平静。他随即召集属下众将及军师幕僚，正式宣布：“皇上同意由我在湖南筹建水师！”有了这道圣旨傍身，曾国藩不仅在三湘的官场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同时也打消了自己的同僚兼下属王鑫撤伙单干的企图。当时的他正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甚至连历来看不上他这位“在籍侍郎”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都表现出难得的恭顺。在一片金光笼罩下的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并举，沿湘江溯流而上，准备北出洞庭，干一番大事业。
春季的湘江乍暖还凉，四十三岁的曾国藩脸上却浮现出勃勃生机和难得的笑容。闭目凝神，他的思绪像翻书一般，十几年来的种种苦难与磨炼历历在目。清道光十八年（1838 年），屡试不第的曾国藩终于狮子奋迅，一举夺得殿试三甲，成为一名光荣的进士。此后，勤勉的他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官居吏部右侍郎并署理左侍郎，类似于今天的组织部副部长，属于二品大员。既然曾国藩已经跻身京官行列，作为中央官员又怎么会出现在地方督办团练呢？清咸丰二年（1852 年），曾国藩以代理吏部左侍郎的身份前往江西省，主持当地的乡试。然而，其车马尚未抵达南昌，便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转道湖南奔丧。冥冥之中，这次调转马头也成为晚清历史的转折点。重返故乡的曾国藩，扛起了对抗太平军的大纛，成为清政府的中兴股肱。
按照当时的礼制，在职官员无论身居何种职位，即使是当朝一品，在父母去世之后，都需要离任返乡守孝三年。
在家乡期间，守孝官员原则上与普通乡绅无异。因此，曾国藩在家期间本无权干预地方政务。即使在他奉旨“督办团练”之后，巡抚骆秉章等人仍然以其有职无官进行奚落，背后嘲笑曾国藩“在籍侍郎”的身份。照理说，赋闲在家的官员，乐得无事一身轻，只需每日读书写字、品茗下棋即可。但自从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曾国藩几乎每天都愁眉不展，双眼紧盯着案头的地图，时而在屋内盘桓沉思，时而和兄弟国荃、国葆在院里商讨当下的局势。
帮办团练，解围长沙
此时的三湘大地可谓风起云涌！清咸丰元年（1851 年），在湖南的邻省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犀牛岭爆发了举世震惊的“金田起义”。起义军在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以及石达开等人的领导下，攻城略地，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清咸丰二年（1852年），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开广西，北上进入湘南。守备各地的八旗兵、绿营兵对外久疏战阵，内部腐朽不堪，面对士气如虹的太平军，可谓一触即溃，郴州等地相继失守。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作为先锋，兵围省城长沙，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在湖南各地迅速蔓延。为了平定地方，增强军力以解长沙之围，咸丰皇帝下令启用守丧在籍的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所谓团练，和“兵”“勇”存在很大区别。
早在乾嘉时期五省白莲教大起义中，清政府就曾经下令地方推行团练。这种武装仅仅属于民兵，用于结堡自守，执行坚壁清野政策，不得离境作战，一切经费也都由所在地方士绅负责筹措，朝廷不会出一点钱粮。而“兵”“勇”的经费都是来自朝廷的财政拨款，并不受作战区域的限制。
区别在于前者属于有编制内成员，而后者则是临时性质，有战事招之即来，无战争则挥之即去。在朝廷的召唤之下，曾国藩发动兄弟国华、国荃、国葆以及诸多师友，集合同乡罗泽南、王鑫、李续宾等人的力量，迅速组建起湘勇，投入对太平军的战事当中。严格意义上说，曾国藩等人共同组建的这支部队，此时虽然名为“湘勇”，但毕竟还是在湖南省内打转，并不允许跨省作战，实际上还属于团练范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勇”。尽管如此，但各路援军和团练武装云集长沙，确实解了省城的燃眉之急；加之太平军主将西王萧朝贵战死城下，起义部队随即拔营而走。待长沙之围稍解，曾国藩就开始活动心思了：怎么把自己手中的团练纳入正规军，也就是“勇”范畴，以实现自己匡扶社稷的宏图大志呢？
对于时刻防备汉人的清政府而言，曾国藩的扩军计划无异于与虎谋皮。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封信，却让他巧妙地走出了“化练为勇”的第一步。
组建湘军，出兵北上
前文提到的那封信，便是和曾国藩并肩保卫长沙的江忠源所写。后者因守卫长沙有功，被升迁为湖北按察使，继而派往江西抵御太平军，协防南城。碍于军力不齐，他修书一封，恳请老战友曾国藩出兵支援。得书后的曾国藩遂计上心头，决定以援赣为突破口，上表朝廷请求允许湘勇出省作战。不日，曾大帅便收到咸丰皇帝的批复：准！此时的曾国藩不禁大喜过望：既然官方允许湘勇前往江西跨省作战，无异于默认了他亲手打造的这支队伍不再是普通的地方团练武装，算是迈出了向“勇”转变的第一步。
鉴于湖南境内仍有小股太平军活动，曾国藩决定坐镇省内，只派遣罗泽南、李续宾、郭嵩焘等人东征驰援。然而，首次离省作战的湘勇出师不利，在太平军水、陆合攻之下折损四员战将，铩羽而归。亲历惨败的郭嵩焘逃回衡阳，绘声绘色地向曾大帅讲述太平军水陆配合的强大威力。送走郭嵩焘，曾国藩在灯下沉思良久，自言自语道：“或许组建水师，会是一次转机！”此时的曾国藩带领湘勇憋居衡阳，筹集经费甚为困难；巡抚骆秉章便落井下石，挑唆王鑫等骨干带领人马脱离湘勇，自立门户。倘若可以上表天子，能允许曾国藩组织水师，兴修船厂，何愁资金不来呢？于是，他连夜提笔写下奏折，言辞恳切地诉说欲在湖广、江南等河湖水密集之地剿灭太平军，非组建水师不能胜。咸丰皇帝还算是从善如流，很快批准了曾国藩的水师组建计划；其建造战船、招募水勇的费用，也都由湖南省财政支出，甚至可以截留两广地区运送望江南用于镇压太平军的军费。得到批复后，曾国藩的心情也无法平复：他终于实现了几年以来的夙愿，将湘勇由团练民兵改造为一支水陆齐备的国家武装——湘军。
清咸丰四年（1854 年），湘军水师组建完毕后不久，曾国藩便收到来自朝廷的命令：迅速北上解长沙之围！看到这您或许会感到诧异？太平军不是两年前就离开湖南么？怎么会再次出现在长沙附近呢？莫非是有人打着太平军的旗号招摇撞骗？非也非也，这次来的是如假包换的太平军。原来，太平军自打咸丰二年离开长沙后，一举攻克“九省通衢”武昌，继而顺江直下，占领自古虎踞龙盘之地——江宁（南京），改名“天京”定都于此，建立太平天国政权，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开拓、巩固长江中游的战略据点，太平军在胡以晃、赖汉英两位丞相的指挥下发动了著名的“西征”，由石祥祯、周国虞、林绍璋等人组建“征湘军”作为偏师，再战鄂、湘。征湘主帅乃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堂兄，以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著称的“铁公鸡石祥桢”。在他的指挥下，二入湖南的太平军之后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州，剑指长沙。第二次进入湖南，一举攻克岳州、湘潭、湘阴等地，准备会攻省城长沙。为了缓解清军在长江沿线的颓势，遏制太平军的进攻三湘的猛烈势头，四十三岁的曾国藩奉诏出师北上。
军旅途中，曾国藩写下了他人生中众多佳作名篇中最闪亮的文章之一——《讨粤匪檄》：“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有心人不难发现，曾国藩在这篇檄文中，是以“部堂”（署理吏部左侍郎）自称，而不是以“帮办团练大臣”的身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曾国藩身在地方，心系朝堂，希望早日功成名就，回转京师的复杂心态。
湘潭大捷，靖港兵败
正在曾国藩意气风发、挥毫泼墨的当口，太平军推进神速，已经推进到距离省城仅仅三十公里的靖港，由主将石祥桢亲自镇守，作为围攻长沙的大本营；而另一位将领林绍璋率大军两万余人分进合击，陆续攻占长沙附近的宁乡、湘潭等地，在长沙周围形成了南北夹击之态势。一时间，省城官员百姓风声鹤唳，甚至太平军还未兵临城下，就有乡绅举家逃难。第二次长沙保卫战打响后，湘军先是由于冒进岳州，在羊楼司中伏，退回长沙。
痛定思痛，曾国藩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派悍将塔齐布统辖四千余人围攻林绍璋于湘潭城，又遣水师统领彭玉麟、杨载福等人经由水路配合陆军作战。新组建的湘军水师凭借从广东购置的火炮优势，轻易击溃了由民船、商船临时组成的征湘军水师，共摧毁大小船数百只。林绍璋眼见水军失利，陆战也已经折损过万人马，知事不可为，领残部突围，前往靖港与石祥桢汇合。
这边塔齐布、彭玉麟取得了湘潭大捷，但曾国藩却遭受到了投笔从戎以来第一次重大挫折——靖港兵败。原来，曾国藩在派遣水陆两军援救湘潭之后，一直坐镇长沙，守备省城。某日，他意外地得到一份“情报”：守备靖港的太平军只有区区数百之众，且均为老弱残兵，疏于防范，不堪一击。尽管大本营中只剩下两营亲兵和五营水师，曾国藩还是决定不放过这次“良机”，亲自率部出征，将营盘扎在靖港二十里外的白沙洲，准备彻底打破太平军南北夹击之策。虽然四十三岁的曾国藩满腹经纶、饱读诗书，但作为一名军事统帅毕竟仅有两年，稍显稚嫩。更为致命的是，他身边此时只有李续宾、王鑫等少数陆军将领以及李元度、章寿麟等幕僚，精通水军作战的彭玉麟、杨载福等人皆被派往湘潭。由于缺乏水战经验，曾国藩居然选择在顺风顺水之时扬帆出击，误以为可以借天时地利一举击溃靖港守军。但是，稍懂水战的将领都明白一个道理：通常情况下，进攻一方不该选择在顺风之时进兵。因为旧时战船行进皆靠风帆之力，倘若接战不利，或遇到敌军火攻，顺风顺水则无法调转船头迅速撤离。
当湘军水师靠近太平军营地之际，对方火箭齐发、火炮齐鸣。此顺风之时，火焰借着风势愈演愈烈，仿佛赤壁之战再次上演。
很显然，所谓的“情报”是太平军的杰作，为的是请君入瓮，诱骗湘军进入包围圈。可怜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战船，在顺风之际无法调转船头，被大火焚毁十余支。水战失利，陆战亦是兵败如山倒。突入靖港的李续宾、王鑫发现那里只是一座空城，正在惊诧之际，只听一声炮响，设伏多时的石祥贞指挥周国虞等将领，率领两万余名太平军如潮水一般涌向八百湘军。此时的曾侍郎亲临前线，再也顾不得平素的儒雅形象，将“曾”字大旗立于身后，仗剑怒目，大吼一声：“谁敢后退过此旗，力斩不饶！”随即挥舞宝剑砍向溃散的士兵。但兵败如山倒，凭你一柄剑，又能砍倒几个人呢？大势已去，眼见太平军“活捉清妖”的呼喊声响彻云霄，羞愤交加的曾国藩彻底绝望了！他想起了去年年底在庐州战败、投水自尽的故友江忠源，仰天长啸：“吾当效法岷樵（江忠源字），绝不被敌兵擒获受辱！”旋即纵身一跃，跳入滚滚湘江之中。随侍左右的幕僚章寿麟手疾眼快，赶忙将主帅救起。这边众人刚松了一口气，谁知那边曾国藩是抱定必死之心，再次跳入江中。章寿麟见状，二次挺身而出，捞起浑身是水的曾侍郎，立刻由亲兵送往长沙；全程不敢靠近河湖，怕的是曾国藩继续寻死投水。从前线到长沙，路途不足三十公里，这却是曾国藩一生走过最长的路。五月的湘江水虽然不至冰凉，但曾国藩的心此时可谓寒到了冰点。直到塔齐布湘潭大捷的战报传来，他才稍稍平复心情。然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在此后漫长的军旅生涯当中，尚有两次投水的经历等待着他。
战后湘军盘点，虽然陆军损失不大，但此役水师折损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战船。为此，曾国藩请求朝廷“从重治罪”，并表示自己不谙兵法，误中敌计，实非统兵之才，请另派贤良统领湘军。由于湘潭大捷，咸丰皇帝并没有深究曾国藩靖港战败之事，算是功过相抵，还是一如既往地予以重用。其实，湘潭大捷也好，靖港兵败也罢，都只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全局。曾国藩之所以投水、辞职，归根结底在于：四十三岁的曾国藩尚不是日后封侯拜相、
处事老辣的曾文正公，仅仅是一位初掌兵戎的中年将领。带兵出湘的他尚有许多的军事课、政治课亟待研习、磨炼，前面还有更多的坎坷、困苦在等待着他与他一手缔造起来的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