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文化》2022年第2期
文/肖 鹏 肖 九 来源:《图书馆杂志》2022年第3期,经授权转载
2020年6月23日,受《图书馆杂志》之托,我对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做了一次访谈。第二天,54岁的吴桂春先生在东莞图书馆留言本上写下那段感人肺腑的留言,让吴先生和东莞图书馆倏然走红。之所以说这次访谈是“幸运”,因为它不早不晚发生在留言的前一天。那时,媒体的赞誉和高光的滤镜还没有到来,在访谈中,我并不需要关心受访者如何看待和解读某个特定事件。基于类似的理由,我并没有趁“热”打铁把这次访谈整理出来,而是慢慢等它“冷”下去。其实,作为一个图书馆人,我对“读者留言东莞图书馆”事件的发生同样颇为激动,但面对这份访谈稿,我的身份是研究者,需要等待和发酵,只有等待才能拉开距离,才会发现:东莞图书馆的“出圈”是一个意外,但李东来一直致力赋予东莞图书馆的“创新精神”和“专业水平”,似乎暗示着“出圈”的必然。
在北大就读图书馆学专业
李东来老家在沈阳。当年,沈阳城市发展很不错,有比较成型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他小时候有借书证,对图书馆利用非常多。从那时开始,就羡慕图书馆的老师可以与书相伴。因此,他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图书馆学专业,并在高考中考上了国内顶尖的学府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足以让人感受到图书馆学专业对人类宏观知识的关切。图书馆学的课程,可以很好地满足了一个人对广阔知识面的渴求。那时候图书馆学分文理科不同方向,大学的前两年,文科方向的学生会偏重学习中文工具书等的利用,而理科方向的学生可能更侧重学习如何利用自然科学领域的信息检索工具。当年的大学生工作包分配,不会像现在,到了大四就去找工作,因此在后两年,他们还是潜心从学,上图书的加工课、分类课、编目课、目录学,都是和书打交道。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李东来心目中最好的图书馆。他认为,从读者角度看,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利用的便捷性、服务的专业化等方面是做得最好的。2021年回北京大学,他专门到图书馆去参观,特别去看看李大钊专题阅览室,此时此刻,他更真正体会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对北京大学乃至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为了事业调任东莞图书馆
李东来毕业后就去辽宁省图书馆工作。开始是在图书馆辅导部,做全省的业务辅导、办函授中专。他说,那时候整个社会很重视大学毕业生,赶上了很好的机遇,单位领导也爱才、惜才,去了之后还没有转正,就把他提成部门副主任,负责不少重要工作。而在辅导部干了一年多,又很快被调到辽宁省文化厅图书馆处工作,待了将近两年。文化厅为他提供了接触计算机的条件,给了他一个学习的契机。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教育评估的思想,也因此影响到教育系统的图书馆。其后,辽宁省文化厅图书馆处就把公共图书馆评估列入了工作计划并开始实施工作,他的计算机技能也在这一项目中学以致用,并得到高度评价。1988年,李东来从文化厅回到图书馆,刚好遇上文化部在深圳开发ILAS系统,需要调动全国各大区的图书馆技术人员参加项目。他便和全国的精英一起从东北调过去,参与ILAS的研究,此后在辽宁省图书馆也长期负责数字图书馆方面的工作。
21世纪以后,李东来在东莞图书馆开启其新的职业生涯。他说道,之所以从北方来到东莞,最关键的原因是这里有一个极好的事业平台。东莞当时新建图书馆规模是45000平方米,比当时的辽宁省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都大。这样的平台,对图书馆人的吸引力是不可估量的。
也正是在东莞,李东来进一步思考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读者的社会需求。他坚定地认为,环境的改变会带来需求的改变。21世纪之初的中国图书馆界和中国社会一
样,充满躁动和希望。这时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新的城市图书馆,是一个专业化发展的新平台,拥有无限的可能。
为阅读推广而生
从东莞图书馆新馆建设至今,李东来一直在研究、调查。早在东莞图书馆建设新馆之际,他就深入分析了图书馆面临的四大变化,认为新馆应当采取四项措施,开展四大业务。首先是读者需求的变化,休闲交互求知,要根据读者需求的变化来调整图书馆工作;其次是工作内容的变化,图书馆面临数字化、资源增长的新趋势;第三是工作方式的变化,逐步提出主题图书馆概念;最后是图书馆整体效能的变化,要强调从图书馆单馆建设到图书馆体系化建设的转变。
以往读者来图书馆的目的都是“求知”,知识的供应是图书馆最主要的功能。但从2002年开始,他敏锐地感受到读者的需求已经和以往不同,并将这种新的需求总结为三个关键词:休闲、交互和求知。因此,他对阅读推广的重视和东莞图书馆新馆的建设历程是相呼应的。“阅读推广”这个概念对于东莞图书馆早期的意义主要存在于形态布局,把东莞图书馆的各个元素联系、整合到一起,走进图书馆,看到光亮的大堂、宽敞的空间、充沛的阳光和相应的配置,让读者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
东莞图书馆新馆开放当天,也是东莞首届读书节开幕日。从此,阅读推广就开始成为东莞图书馆的品牌和特色。从2005年开启第一届“东莞读书节”以来,全市的读书活动、阅读活动均由设在东莞图书馆的读书节办公室统一协调和组织。
全民阅读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国家对“全民阅读”和“阅读推广”非常重视,说明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人的素质有了更高的期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头去看1850年的英国,为什么公共图书馆在那个时候诞生?李东来指出,那是因为当时英美社会也存在一定的需求,包括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对城市化发展的需求,是社会的需要促成了现代公共图书馆的诞生和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国人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深圳在2000年开始做读书月活动,从这个活动可以看到,当时的深圳已经有了新的城市追求。21世纪以来,社会需求、政府政策、行业引领,都为阅读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平台。
中国图书馆界在全民阅读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展现了职责担当。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东来在辽宁省图书馆和辽宁省文化厅工作时,就看到辽宁省总工会举办的全社会职工读书活动,也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图书馆为主的“知识工程”建设。21世纪以后,图书馆在阅读活动中的作用就更为显性化了,而李东来作为主任委员的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阅读推广应有自己的特点
在访谈中,李东来回顾了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的发展历程。中国图书馆学会原来主要有三大专委会,分别是学术、编译、交流专门委员会,工作都有很强的学术性。传统上并不认为图书馆的阅读活动需要学术的支撑,而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在2006年前后呼吁应该有专门的组织来负责阅读推广。200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在东莞成立,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第四大专门委员会,图书馆界为之振奋。
李东来介绍,阅读推广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三个层面:
首先是组织作用。阅读推广委员会下设21个专业委员会,涵盖主要的图书馆阅读推广领域。图书馆不缺阅读活动,即使每个图书馆单打独斗并不差,但只有真正将它们整合到一起,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进而塑造良好的行业形象。
其次是引领作用。多年来,阅读推广委员会组织了系列主题活动,带领业界强化阅读推广的“四大建设”。从2016年的“阅读从图书馆出发”,然后到“阅读在路上”“阅读与法同行”“阅读链接美好生活”,到现在的“阅读通达未来”,这些活动从主题策划到案例实施,再到后续考核,都具有示范意义。
最后是统筹作用。图书馆要凸显专业性,社会上有很多机构都在讲全民阅读,但图书馆的阅读活动要与其他机构的活动是有所不同的,其关键差异在于,图书馆员可以实施专业指引、提供系统化的文献支撑。
社会发展到今天,“全民阅读”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政策。可以说,发展至今,阅读工作并不缺乏外部的条件,但“图书馆人要拿出一些专业的东西来”,李东来如此强调。东莞从1929年开始筹建图书馆,迄今已有90多年历史,其经验已汇成《图书馆专业发展之路》一书,由海洋出版社出版。通过对这本书的梳理,更加坚定了李东来的想法:“东莞图书馆要的不光是热热闹闹的活动,还要尽量输出图书馆专业的内容和思想。”
阅读推广应当如何专业
在谈及阅读推广该如何专业时,李东来具体讲到三点:
首先,文献研究是阅读推广的基础。东莞图书馆在文献研究方面做了一些新的探索,包括新环境下的内容再揭示、建立阅读试验小组等。即便很高深的文献专题研究做不了,图书馆员至少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文献汇集,东莞图书馆编撰的《漫画文献总览》就是一个的例子。除了《漫画文献总览》之外,东莞图书馆还编撰完成中国第一部粤剧专题书目总汇《粤剧文献总览》,第一部绘本专题文献书目总汇《绘本文献总览》。只有认识了“文献”才能够理解“阅读”,才能做好阅读推广。
其次,人才培养是阅读推广的另一个重点。馆员的专业素养特别重要,如果没有专业素养,图书馆人就像“水上漂”,无法长久地扎根在阅读领域。知识贡献就是图书馆的“根”,图书馆人不能把自己的根丢了,所以要有能够做出知识贡献的专业图书馆员。要怎么培养并留住优秀的人才呢?一定要让他们做专业的工作。例如,在编撰《漫画文献总览》的过程中,一些有悟性、有灵性的图书馆员就成长起来了。
最后,推广阅读的过程中,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体系为骨架。法治保障方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和实施,阅读推广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中,也非常重视促进综合性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2003年以后,东莞开始推进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利用技术支撑,把图书馆、服务点都连在一起了,这时候才有了真正的“体系”。过去几年,李东来一直在探索如何深化体系建设,这是图书馆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东莞图书馆的体系化探索
李东来进一步介绍了东莞图书馆的体系化探索:构建一个以绘本为中心的专门体系。这几年,东莞新建立了16个绘本馆分馆,均按体系化的思路建设。“绘本体系”的探索有两个重点,一是文献聚焦,二是用户聚焦,同时用体系化方式把这两个重点联系起来。将合适的镇(街)分馆、社区(村)图书馆、小学(幼儿园)图书室,乃至社会机构都纳入“绘本体系”的考虑范围。在建设的过程中,也没有直接照搬原来的体系化建设思路,而是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覆盖面,加强相应的服务能力,提升参与绘本阅读的人数。
除了阅读推广,东莞图书馆还做出了诸多行业创新。李东来说,当谈创新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创新的目的是什么?“为创新而创新”是不合适的!创新的首要目的是满足社会需求。第二个目的则是为了职业的生存和发展。在东莞图书馆建设新馆的时候,图书馆人已经明显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除了阅读推广和读者活动方面的创新之外,面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建设复合式的数字图书馆;面对文献资源内容的变化,推进专题馆发展;面对管理思路的改变,强调面向读者为中心;面对社会旺盛的需求,迅速推动服务体系化。他认为,社会变了,就要通过创新去适应变化,这才是创新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肖鹏,中山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北海道大学访问学者;肖九,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