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民国］《东莞县志·方言志》为陈伯陶主编。此次校注的版本是民国十年铅印本，台湾学生书局 1968 年出版。
陈伯陶（1855-1930），东莞中堂凤涌人，6 岁拜陈澧为师，10 岁通读五经，光绪元年中秀才，光绪十八年获探花，为东莞历史上唯一文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武英殿协修，后又任国史馆协修、总纂。陈伯陶一生学养深厚，著作甚多，有［民国］《东莞县志·方言志》98 卷、《胜朝粤东遗民录》4 卷、《宋东莞遗民录》2 卷、《明季东莞五忠传》2 卷、《增补陈琴轩罗浮志》15 卷、《孝经说》3 卷、《袁督师遗稿》3 卷、《瓜庐文乘》4 卷等。在诸多著作中，［民国］《东莞县志·方言志》和《胜朝粤东遗民录》最有价值。［民国］《东莞县志·方言志》是陈伯陶在港期间，组织数十人，博行采访，详加征引，仿阮文达《广东通志》及近代南番诸志的体例，重新纂辑，历时六载修撰而成。［民国］《东莞县志·方言志》被认为是历史上东莞志书之最，是东莞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瑰宝。
陈伯陶师从陈澧。陈澧（1810-1882），广东番禺人，清代著名学者、音韵学家。清道光十二年举人，于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填词、书法，无不研习，著述达 120 余种，著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 律通考》等。陈澧对广州方言和音韵有深入的研究，所著《广州音说》详细论述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陈澧第一个使用系联法对《广韵》反切上、下字进行研究，成书《切韵考》，梁启超称之为“绝作”，是音韵学上的伟大著作。
在老师影响下，陈伯陶在方言和音韵方面造诣颇深，集中体现在［民国］《东莞县志·方言志》中。《方言志》分上、中、下三卷，共 238 个词条，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多个方面，每一词条征引文献丰富，是东莞方言语音史研究的重要语料，也是东莞市重要地方文献。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方志以竖行排列，繁体字印刷，无标点，且不免出现脱字、衍字、错字等现象。对方志进行标点，对错讹现象进行校勘，有助于地方文献的准确传承和建设。
“［民国］《东莞县志·方言志》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本”）主要做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重排。原版《方言志》竖向排版，校注本将其转变为现代通行的横向排版。
二、标点。原版《方言志》无标点，校注本加注标点，明确句读。
三、添加序号和索引。《方言志》分上、中、下三卷，共 238 个词条，原版无序号，校注本添加序号和索引，方便阅者快速查阅词条。
四、整理字体。原方志繁体印刷，校注本原则上改为简化字。但下列四种情况，遵照原文保留繁体。
A. 繁体字和简化字同时出现，两字本义不同，只是后来通用或同音替代。例如“001 父母称曰爷娘，又曰阿爷阿娘，又曰亚爷亚娘”条：《玉篇》：“孃，女良切，母也。”通作“娘”。《南史·竟陵王子良传》：“子良曰：‘娘今何处用读书？’”《北史·韦世康传》：“世康与子弟书曰：‘娘春秋已高，温凊宜奉。’”又古《木兰诗》“不闻爷娘唤女声”，杜甫诗“耶娘妻子走相送”，白居易诗“儿别爷娘夫别妻”，字皆为“娘”。《玉篇》虽训“娘”为“少女之号”，与“孃”异，然同为“女良切”，亦同音通借字也。
B.只有繁体字才能更好地说明汉字的结构。例如“035 木匠曰鬬木佬”条：“按：《说文》：‘鬬，遇也，从木斲声。’”“102 怒骂曰鬧”条：“按：《说文 · 新附》：‘鬧，不静，从人鬥。’”
C.因为繁体字形近而讹时，保留原书繁体字形，另加注文，说明原书错讹，给出正确字形。例如“100 多曰够”条： 按：《文遷[1] · 魏都赋》：“繁富伙够，不可弹究。”
繁简字中古读音不同，在记音或标注反切时不能使用简化字。例如《方言志》绪言：“平上去入四声，各有一清一浊，他方之音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浊。 如平声‘邕’ （《广韵》於容切） 、‘容’ （余封切） ，一清一浊，处处能分；上声‘拥’（於陇切） 、‘勇’（ 余陇切） ，去声‘雍’ （此雍州之雍，於用切） 、‘用’ （余颂切） ，入声‘郁’ （於六切） 、‘育’ （余六切） ，亦皆一清一浊，则多不能分者。”“於”不能简化为“于”，两字古读音不同。“159 禽窠谓之鬬”条，鬬的中古读音“都豆切”，去声；斗，“当口切”，上声。两字不同音，不能简化。 另外，将异体字原则上改为常见的规范字体。但几个异体字同时出现需加区别时，保留异体字不变。例如“151 两山之间有路谓之迳，迳即陉与径之通借”条，“迳、陉、径”三字虽为异体，但不可统一。
五、注释。对于今人难以读懂的生僻字词和东莞独有的方言字词加以注音及注释说明。注音时，或依据现代汉语，采用汉语拼音注音，例如“001父母称曰爷娘，又曰阿爷阿娘，又曰亚爷亚娘”条注释 12：“凊 qìng，清凉，寒冷”；或采用直音法，用同音字注音，例如“129 以刀削物曰